“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

女作家迟子建，以年届九旬生存于我国东北大森林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口吻，娓娓开始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宏大叙事——“我”的父亲、母亲、丈夫、兄弟及儿女为主人公的家族繁衍史，鄂温克部落的百年沧桑史。那希楞柱，那温顺而富有灵气的驯鹿，那永不熄的火种，那从右岸漂来的木库莲，无不在述说。

希楞柱，用二三十根林木斜搭而成，上面覆有兽皮和桦皮。其尖顶处有一个小孔，不仅成了火塘排烟的通道，且可从小孔里看星星，虽然只有不多的几颗，但它们异常明亮。

这正是鄂温克人温馨的家园，生活和生存的证物，爱情悲喜剧演出的舞台，也是他们与大自然心息相通的自然选择。即便睡着，也要睡在自然的怀抱中，有星光照耀，夜莺歌唱。

“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披着丝绒一样的袍子，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纹。不但高大伟岸，且在树根上轻轻一划，便有纯净透明的清甜汁液流出。喝上一口，满嘴都是清香。桦树皮则可做桶盛水，做盒子装盐茶糖烟，做成船，在河流中搏风击浪。

驯鹿，则是鄂温克人最好的“朋友”。虽被称作“四不像”，在“我”眼里“它身上既有马头的威武，鹿角的美丽，又有驴身的健壮和牛蹄的强劲”。它的可爱，不只在于浑身是宝，更在于它是环境友好型动物。它主食苔藓和石蕊，即使食草也是轻轻地啃着，以至绿还是那个绿。

“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丽日、蓝天、清澈见底的河水、游弋的小鱼、自由张扬的小花小草、白色的驯鹿，这幅动感而和谐的画面，恰恰是人与环境友善共赢的诠释……

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当然还是鄂温克儿女的爱恨情仇。“父亲”和“伯父”同时爱上了“母亲”，不得不通过射箭决成败。在第二轮的比拼中，作为出色射手的“伯父”却输了，但“看着他那支失败的箭时，目光是那么的镇定”。可直到死，他都没有忘却对“母亲”的爱，正因为这种爱，而成了族里的萨满（即“神职人员”）。

鄂温克人的爱，是决绝的。当爱人不幸去世，活着的人则以殉情的方式去追随自己的所爱。如达西与杰芙琳娜。有一种爱，则是忍受，如安道尔。痴痴的他虽然厌恶瓦霞“就像一条狼”，可绝不解除婚约，用他的话说“我要留着她，看着她，不让她吃人”。

更有一种无惧生死的大爱，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去救赎他人，赢得族群幸福的明天。萨满，作为神的使者带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只是他们的“起死回生”每每需要“以命换命”。“弟媳”妮浩就曾为此失去了四个孩子，直至为扑灭由大兴安岭蔓延而来的火灾，在跳舞祈雨中献出生命。她没有唱完最后一支神歌，就倒在了雨水中……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温克族人口数为30875人。在其百年沧桑的生存史上，曾受到外族入侵，从此迁徙于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他们与“白灾”（严寒）、“黄灾”（

瘟疫）相抗争，与熊狼猛兽搏杀，及至日寇的铁蹄、滥砍滥伐的生态大破坏等层层挤压，依然活出了生命的大爱，演绎着独特的民风，以一代代的生死传奇，彰扬着顽强的生命力，书写了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清晨”“中午”“黄昏”“半个月亮”之上、中、下部、尾声为篇章结构，隐喻了鄂温克族不断走向黄昏的命运史。尽管对大自然亲密无间，充满了热爱与敬畏，对生灵充盈着关爱与体贴，但面对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使“我”的后代们最终选择了集体逃离。

然而，走出去的，最终选择了回归。可一旦走出去，一旦失去了精神的领地，即便再回来，却很难再找回自己。从小跟“我”学习岩画的孙女依莲娜，这个族群的第一个大学生、名誉京华的大画家，最终厌倦了城市，重返山林。她用两年时间留下了《木库莲》之后，却如鱼儿一样随流漂向了远方。要命的是这并非虚构，而源于鄂温克画家柳芭真实的故事。

当现代文明劝导他们放下猎枪，走出森林之时，这个游牧民族却成了繁华都市的边缘人，流失精神家园的浪子。诚如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所论，《额尔古纳河右岸》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在我看来，作家在浓墨重彩礼赞与颂扬人的自然天性，民族的生生不息，同时也深刻洞察了一个民族失去灵魂之根的悲哀与悲壮，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着悲怆与悲凉的余音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