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引起了当代西方学者的格外关注。在西方学者的观念里，“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西方心理学、美学、文化哲学的学术动力已面临枯竭，需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化动因”(引自于张晶主编的《论审美文化》之詹明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建议通过转向东方文化研究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强调“东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兼爱、利他、含蓄、流动性等特点，乃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体二元划分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引自于张晶主编的《论审美文化》之佳查斯皮瓦克：《论艾柯》）。中国的人类学及美学资源也得到了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纷纷关注，并试图作出学术上的概括，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逐步推开。

其实，当代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需要也离不开伟大的中华文明。要让几千年来积淀、发展起来的、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及其美学精神走向世界且为人类所共享，不仅仅需要西方学者的“格外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从事中国文化及文学艺术工作的学者主动出击，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精神，厘清文化理念、挖掘文化资源、创新中华文化，以优秀的学术成果弘扬、发展、推广中华文明。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不仅对促进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学重构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也将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意义。

其一，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审美研究有助于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文化上存在一种矛盾，那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存性矛盾。于是在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的观念：一个极端是所谓的“普适主义”，全球文化走向“同一”，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化势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所“化”，完全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标准”、“规则”和“体制”。美国的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来得更直接、更干脆：“全球化必然就是美国化”（福山《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福山问答录》，见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葛英剑译）。另一个极端就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固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推崇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拒绝和严防外来文化的进入。前一种观点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试图否定除美国以外的人类一切文化；后一种观点则是典型的“文化封闭主义”。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应该知道，无论哪一种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优点也有不足，没有那种文化拥有绝对优势。就拿西方文化而言，这种文化在理性审美思维的指导之下，不仅产生了不少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科学发展。但近、当代的事实证明，在“西方中心主义”和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影响下，发达的科技给地球的生态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事实。

宇宙间没有绝对的真理，言道绝对真理，无非是人类自欺欺人而已。一方面，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只有在交流融会、取长补短的会通中，才能进一步优化。这样，文化才有出路，人类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一切学问，或者说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围绕

“人”而展开的文化，一切文化如果离开了“人”，便会失去意义；而人类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地球文化，保护和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是其应有之以，舍此，随着地球环境的恶化、人类的消失，文化将不复存在！所以说，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应该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解决如何保有生命，优化生命和围绕解脱生命中的困惑、苦难而超越生命。西方哲学一直将“存在者”（主体、人）与“存在”（客体）混为一谈，把两个都作为“物质”来对待，从而，总是从一切实体性的东西去思考“存在”，必然只能把握存在之物（客体），却遗忘了存在者本身（主体）。其实，作为主体的存在者并非完全的物质，除了其物质性以外，还存在一个区别于绝对物质的“精神”之存在。否则，作为“人”的主体与动植物又有何区辨呢？鉴于此，西方哲学一直犯这个天大的错误，他们不把哲学当做完全的人学，于是长期以来总是深陷于“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东西的争执，喋喋不休，永无宁日！

而中国的传统哲学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生哲学，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圆满地解决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与联系的问题。这一精神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美学精神里，而这种精神恰恰被边地文化暨文学艺术较为完备地保存了下来。所以，通过开展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能够有效地发掘和进一步厘清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思想的特质，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明和审美精神造福人类的积极意义。正如王晓文所说：“面对全球生态恶化而带来的人类危机，边地文化所含有的活泼的民间韵味，培养而成的原始自由生命形态以及固有的精神文化资源，都为现代社会构建文化生态体系，反思现代性的优劣，修复民族文化生命机体提供了最后的参照物”

（王晓文《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版）。但是我们也应知晓：“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与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因为只有荒野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01年版）。

其二，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有助于中国美学精神的重构与发展。中国美学的“畸形建构”实在是一个沉重而陈旧的话题，但凡言及中国的“美”文化，就不能不老调重弹一遍。中国美学的“畸形建构”首先表现在：自建立之日起，由于“西方化”、“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与冲击，尤其是近代一些学者狂热地追求西方的所谓“理性主义”思维和审美理念，盲目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与根基，传统的审美里路和思想被严重消解或边缘化。

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编，三联书店，2014年版）作序，提出了一整套以西方知识谱系来整体性切换中国传统知识的轮廓，科、玄之争随之成为学界的一次潮流，论证的结果是“科学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据了主导的、流行的地位，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包括生命的意义），主张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研究的方法，促进科学方法在每一个领域的运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科学主义的发展与追求即20世纪中国知识形态的演进的历史方向。“西方化”、“科学化”对中国美学的突出影响是：自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将美学引入中国之后的长时期里，中国美学都是以西方美学为参照，行进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虽说人类出于同源，人类审美思想具有发生学上的相同点，特别是各民族的原始审美文化更是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虽说综观五大洲的原始艺术，人们很难从审美感受上区分它们各自的美学特征，很难区分它们的差异”（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都会因为地理、文化和社会等空间的制约，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政体结构的影响，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思想，久而久之，便会走上与其他民族相异的独立发展的路。泱泱中华大地，有广袤肥美的草原，有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滩，有浩瀚的大海、如织的江河湖泊，也有连绵不断的森林、层层叠叠的山野良田，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养成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有属于中国人的思维、情感和表达路径，面对如此丰富独特的学术资源，基于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美学理论只能是“无法言表”甚至“失语”，自会“消解评介多艰”！

中国美学的“畸形建构”还表现在少数民族美学长期处于“旁听生”与“缺席者”的地位。在“中西比较”框架中的“中”，基本上是以中国的主体文化——汉文化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思想为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具综合性、边缘性、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遗产,美学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甚至置若罔闻”，（于乃昌《走进边缘——中华美学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由是，如同中国美学失语缺席于强势的西方美学跟前一样，少数民族美学在中国美学的建构中也是成了“在场的缺席者和有声的失语者”。

故而，首先，要摆脱西方美学思想的桎梏，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真正建构起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敢于挑战所谓的“权威”，研究和吃透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精髓，不要妄自菲薄，无所分辨地屈从于西方文化；其次，要以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为突破口，全面挖掘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神和审美理念，为重构中国美学夯实学术基础。中国传统美学从审美意识起源开始，对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就是与人、人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发展和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对生命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与艺术创造的诸多特色……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生命的强烈的热爱与执著、进而重生、乐生的乐观精神，并追求生命的至美至乐（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巴蜀书社，2003年版）。而这种特质都充分地体现在了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的四大特征之中，故而开展边地文学艺术研究，有助于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架构和基本理念。

其三，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有助于促进边远地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边地民族文学艺术是族群文化的支柱和缩影，由于其边缘性和边地民间性特质，其间呈现的审美思想和审美精神早已为当代人所关注。因此，开展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促进边地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边地文学艺术研究，展示其文学艺术原始自然的生态美、狂野自由的生命美、神秘诡谲的诗性美和会通协和的和谐美等四大审美特征，以及产生这些审美特征的文化、哲学因子，充分认识边地文学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消除人们长期以来对边地文学艺术乃至民间民俗的偏见和误解，疏通文化接受上的障碍，为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其次，通过开展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培养边地群众和边地文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化自信，为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夯实基础；再次，在开展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挖掘边地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民俗文化资源，为边地发展旅游产业、策划和举办民族节会提供学术支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升旅游文化产业的档次和水平，促进边地文化产业经济的高质量、高效益和持续发展，造福边地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