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苦与乐

1930年出生的父亲生性老实，祖居吉首市原吉首乡坪山坡村，一米六八的个子，一副和善的面孔，一双深邃的眼睛。母亲是吉首市雅溪村田家二裁缝的女儿，心灵手巧，后因患肺结核长年卧病。阿公年纪大了，大哥读书、二哥患病，我和四弟还小，困难时期全家七口人的生计便落在了父亲一人身上。

生产队时期，由于人单势弱，偶尔也会受到旺族人的欺侮和排挤，父亲以忍让处之，从不与别人吵架。分田到户后，由于劳力少，父亲起早贪黑，带领全家老小耕耘那五丘田七块地。有一年腊月二十九早晨，父亲带我到满眼白头霜的地里扯了一担萝卜白菜，洗净后步行一个多小时挑到老菜市场的进口处卖，为的是换点钱买第二天年饭的肉和猪脚。父亲手提秤杆以探询的目光迎送来往行人，我站在旁边痴痴地等望着，站了好一阵，手脚冷痛了，都没有一个来问来买，那种焦虑终身难忘！终于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卖完，买了两斤肉、几只猪脚、一把包谷粉条回家。穷儿盼过年，过年也心酸！

只有高小文化的父亲1964年“四清”担任了大队会计，由于接受能力很强，参加过县、乡的专业培训，不久便成为业务能手。七十年代中期参加全市农村会计业务比赛，父亲从五、六十人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二。加上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似乎把他的真名忘记了，很多祖辈、父辈乡亲都叫他“会计二哥”。四个生产队的会计员经常上门来请教做账的方法，他都毫无保留地热情指导，有时坐在家里、有时站在路边、有时蹲在田边地头。生产队的劳动量很大、会计的活也很多，还要经常参加县、乡里的各种会议，苦累把他的背压驼了，他却从来没有说苦道累，也从来不发牢骚。墙壁上贴了许多父亲参加全市群英会的照片和奖状，他却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自我吹嘘和宣传。父亲当了30多年的会计，只会算公家的账，从不贪占大队的一分一厘。

大队的公章由父亲保管，村民们办理结婚证、写个什么申请之类的，都要找父亲打证明。多次碰到乡亲因吵架闹离婚来打证明，阿公便叮嘱父亲不要盖章，认为那是缺德的事，而且多半是一时之气造成的。父亲认为爷爷的话有道理，便运用手中这一点小小的权力，阻止她们的草率之举，只是好心地劝解他们。因吵架闹离婚的人，过了十天半月又和好了，心里便感念父亲没有给他们盖章，如果真盖了章，就难走回头路了。其他乡亲需要帮助的，父亲也从不推辞，按规矩帮助写些小东西再加盖村里的公章。父亲一辈子打证明，打出了一名村干部的威望和穷苦人家的好人缘。每次为几个儿子读书借学费，乡亲们都热情相帮。

或许是祖上耕读传家的基因遗传给了父亲，父亲读的书不多，却把“盘儿读书”当作一件大事，每年都要四处借钱供我们四兄弟读书，即使身患癫痫病的二哥也不例外。尤其是排行老三的我，小时玩性很重，一天到晚满寨子疯玩，不愿接受学堂老师的管束。父亲却天天催促，用一根竹条打我的后脚，打得我边走边跳边哭，打了一个星期才安静地坐在学堂简陋的课桌前。他的初心是让儿子们有文化，长大后能有些出息。不曾想，一根竹条竟打出了全村以及全家祖祖辈辈第一个中专生。

在贫穷落后、文化贫乏的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和手机、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农民日常关注的是稻田里的产量、耕地里收成，盼望的是年底能够多分一点粮食和钱。父亲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鱼。家里有渔网、鱼筝、鱼籇、鱼篓等等渔具，门前还种有两株蓖篙子树，果汁可以用来浆网，防止渔网虫蛀和腐烂。春天涨大水了，便邀人到峒河边撒网捕鱼。平常晚上常常带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去附近的寨垅水库撒网，有了收获用秤称一称，第二天拿到街上卖了换油盐。

1996年以前，全家人住在三间瓦房里，因穷无钱加瓦，每逢春夏暴雨时节，室内到处漏水，十几个大盆小盆也应付不了，室内积水有时达一尺深，就连床上也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通宵难眠的伤心和焦虑刻骨铭心。为了彻底改变居住条件，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带领在家的我和四弟，利用农闲、周末和假期在承包的田里开始打砖、造瓦并烧制，常常一双赤脚、一身汗，腰酸背痛、日晒雨淋，花甲之年父亲以头等劳动力的付出，与两个儿子用两年多时间烧制了两层楼房所需要的砖瓦。并通过三兄弟自筹和外借资金，终于建成了一栋能挡风防雨的砖混结构楼房，解决了祖祖辈辈想解决而没有能力解决的安居问题。

父亲不是赤脚医生，却也懂得一些医道，在柴房后边的小园里种了许多小辈们叫不出名字的中草药材。父亲一辈子辛劳，却从没有住过医院，偶尔生病就到园里采些草药，用陶罐煎服几次就好了。母亲六十年代中期患了肺结核，也是长期服用中药治疗，只是偶尔借钱买些西药。我从小患严重的类风湿，脚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筷，乡亲们都以为我长不大，是父亲坚持不懈地用中药药酒把我的病治好并长大成人，演绎了一位农村放牛娃的苦难重生。二哥李宁生患的是癫痫病，虽无治愈希望，父亲却从未放弃，用他的土办法延续着二哥的生命，直到意外发病坠坑去世。一家七口三人重病，没有把父亲压垮，两边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后背一边直、一边驼，却从来没有看见他叹气、抱怨。

改革开放后，家庭条件好了，经济宽裕了，该享福的时候，他又开始牵挂儿孙们平安来。有一年的农历三月三，他在老家扯了一把菖蒲草、一把小菜放在我单位的家门口，走到办公楼给我招呼了一声就走了。我当时忘了有三月三这个节点，隐约知道把菖蒲草挂在门上是为了驱邪保平安的。这是父亲发自内心的对晚辈平安健康的最大牵挂，多年之后等我悟出这个道理时，他已不在人世，每每想起让我热泪盈眶。在他生前，我曾经每个月给他两百元，让他与村里的几个老人游玩或打打牌，他却常常拒绝，说他口袋里的钱还没有用完。由于年纪大了反应慢，打纸牌点子便经常输几元或几十元，输的钱相当于生产队时期全家全年的分红了，可是他却从不计较，似乎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似乎有人陪、有得玩比什么都重要。

父亲忠厚老实，一辈子话少，默默无闻地履行着那份没有任何报酬的村会计的职责，默默无闻地在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中把瘦弱的儿子们养育成人。他在儿子、儿媳偶尔斗嘴或吵架时始终保持沉默，从不插嘴，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从不评判谁对谁错，就当没看见、没听见一样，只管做他自己的事、走他自己的路。这在当时偶尔会让我觉得他不在意、不关心，似乎有点麻木。可是多年以后，我才感悟到父亲的无语才是最高明的处理手段，这是只有高小文化父亲的智慧。

父亲小时对我们严管，担心我们养成不好的习惯；成人之后对我们宽容，让我们自己去选择。父亲对我们的爱从来只有行动没有表达，这与母亲对我们的埋在心里同时又挂在嘴上的爱是完全不同的。父母对儿女的爱，有时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深刻领悟。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