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在省城长沙工作的谭滔老兄常常把自己当作一位游子，他不久前出版的诗集《湘西诗笺》，是他用诗歌来寻找故乡、寄托乡愁的精神探索。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对故乡的书写，对生命的回望是文学的母题之一。谭滔生于湘西、长于湘西，常年在湘西工作，人到中年后，才离开湘西，工作调至省城，从此远离故乡。这样的人生经历更容易让其产生思乡的情绪。《湘西诗笺》大都写的就是故乡湘西：《兄弟河》《峒河小景》《矮寨》《边城》这些诗作里呈现出自然湘西的优美山水和独特魅力；《南方长城》《家乡的鼓》《凤凰》《里耶秦简》这些作品中，写的是诗人对故乡厚重文化的推崇与歌颂；特别喜欢《铁匠铺》这首诗，诗中对湘西人性美好的诗意表达，有沈从文先生《边城》的味道；《父亲的雕像》《母亲》《清明》《悼父亲》《守林老人》这些诗作则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父老乡亲根深蒂固的血脉亲情。

故乡湘西是美好的，诗人的灵魂也早已深深扎根故土。然而，现实中，肉身却只能依托于他乡。就如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说——“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远方，更有了乡愁”。“失根”灵魂的无归宿感是每个游子内心最大的精神伤痛。而精神的返乡却成为慰藉游子们心灵的良药。所以，居于省城的谭滔每次返乡都会异常兴奋。每次回到故乡湘西的怀抱，深埋于内心深处的诗意便会勃发、喷涌。

很喜欢《回家》这首诗，诗里写道：“家远吗在那一片片茫茫的云海下面家还远吗在那一座座群山掩映之中心里的距离说远，无法丈量说不远天天在梦里邂逅”。这首诗中，游子与故乡的这种“距离”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诗人笔下的故乡湘西，更多是乡土社会的模样，到处充满着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情轻利的乡村伦理，这和都市文明下的伦理秩序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冲突的。所以说，一个从乡土世界漂泊到现代都市的游子，他内心深处和故乡的距离，既有地理空间上的，更有不同人文伦理导致的精神距离。《回家》就写出了诗人和“故乡”这种若即若离、似近实远的精神距离。

《在故乡的小河上》这首诗，写诗人逆水而上，返回故乡的情景，这些情景看似现实，又似乎身处梦境之中。故乡“近在咫尺，又漂流远方”的恍惚、在河流中奋力划船前往故乡的渴望、“暮色降临，水面上寂静得只有月光”的失落，同样写出了我与故乡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类似于唐代诗人宋之问《渡汉江》里“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矛盾和痛苦。这种矛盾和痛苦本质上是一种更为深沉的乡愁。正如诗里所写“远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却总是和我“擦肩而过”。这种渴望回乡，回乡后又“喜”又“怯”又有“距离”感的复杂情绪弥漫在整部诗集里。

当然，故乡不仅仅给诗人以迷离而沉重的乡愁。在《父亲的雕像》《母亲》《苦苦菜》《卖菜姑娘》《吹唢呐的老人》等篇什中，故乡的父老乡亲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坚强不屈、勤劳韧性等品格，是湘西人共有精神特质，这些故乡赋予的人格力量已深深融入了诗人的骨髓，成为“游子”与“故乡”精神连接的“根脉”。

总而言之，在诗人笔下，故乡是美丽的，是有底蕴的，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是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赋予自己人格榜样和生命力量的，是和自己根脉相连割舍不了的。故乡在诗人的生命中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精神命题。

《湘西诗笺》一共选取了谭滔先生近百首诗歌，整体上呈现出质朴的语言风格和丰富的诗歌意蕴。这些诗歌并没有在形式、技巧上有过多的讲究。这和谭滔先生并不是一位职业诗人有关。多年的从政经历，百忙之中的诗歌创作，或许让他少了对诗歌形式、技巧上的讲究。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有如湘西的山水，虽有失于雕琢，但自有一份天成的自然。

说到诗歌形式和技巧，我想在此做一番探讨。诗歌当然是离不开形式和技巧的。晚唐时代，格律诗的形式精致而繁复，不少诗人对格律严谨的追求近乎病态。为了形式上的讲究，为了“吟安一个字”，他们甚至不惜“捻断数根须”（“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出自唐代诗人卢延让的《苦吟》，卢延让在原诗中并不是为求格律而“捻断数根须”，借用此句，意为对格律形式过度斟酌。）然而，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那些为追求形式格律完美而“千锤百炼”的诗句，倒很少让人记起，“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浅显易懂、形式上并无过多讲究的诗句倒是流传千古，至今还脍炙人口。这说明什么呢？真正的好诗歌并不取决于形式和技巧，而取决于内容上能否和普罗大众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诗歌需要形式、技巧，诗歌更需要对生命有更深的洞见。谭滔先生多次和我谈到湘西的诗人刘年，并表达了对其诗歌的称赞。的确，近年来，湘西诗人刘年在诗歌写作上获得了不断开拓和深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新诗集《行吟者》《楚歌》在诗坛获得良好口碑。他在诗歌写作上的不断开拓进取，本质上是其在生命认知上不断获得了提升。我想，谭滔先生在今后的诗歌创作中，在用诗歌寻找故乡的一路上，会更注重生命的体验和精神深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