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在中国文化史上，以禅宗佛教为代表的汉化佛教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一千多年来，“禅”不仅启迪着人们尤其是古代文人骚客的心性修养，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关于“禅”，禅学界有一种很著名的观点：“禅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而是基于一种‘静’的境界，一种洒脱的行为和体验。”对于这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还有可商榷之处，不可概而言之。毛泽东对以禅宗佛教为代表的汉化佛教就有过相当的研究，而且对禅宗佛教的论述也相当精辟。在《毛泽东与佛教》这部书中，记述毛泽东很赞赏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乘空宗的思想观点，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他说：“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有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禅宗六祖慧能的大乘空宗思想观点（或者说思想体系）富含哲学思理。

我们知道，禅宗思想体系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那么，禅宗佛教中的“心”“性”究竟是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禅宗”“禅”以及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来探讨。

“禅宗”与“禅”这两个问题很古老也很复杂，国人常常易于与印度佛教中的有关问题相混淆。

禅宗不是汉传佛教，又不离汉传佛教，是中国化后的佛教。此话怎讲？所谓汉传佛教是在古代汉地以汉语传播的佛教体系，大多为大乘佛教，基本上保持了印度佛教的原貌，大致于公元1世纪从丝绸之路传入。而禅宗作为佛教中的一派，是印度禅宗第28代祖菩提达摩于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的，历经一百多年发展后，兴盛于六祖慧能。至六祖慧能一代，印度的达摩禅宗已经成为被中国文化深度改造过了的中国化禅宗佛教了。禅宗的佛经主要有《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禅宗之律也有别于印度禅宗之律，是根据中国本地地理、风土、风俗，采纳印度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实际的合理部分，而制定的一部新的管理制度，即所谓的《百丈清规》。更值得注意的是，六祖慧能所传的禅宗，指出得“佛心”者知“佛”不从外得，“佛性”人人皆具，创立“顿悟”成佛之学，使原本繁琐的印度佛教转而成为简化的、中国化的佛教，以此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情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宗”。

关于什么是“禅”的问题，有人说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也有人说是一种“功能”，实在是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难以说清道明。我们还是来看看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铃木大拙关于“禅”的理解。铃木大拙在《禅学入门》（海南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书中，就“禅是什么？”这个问题说了三句话：第一句“禅相信人的清净自性和善”。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传说释迦牟尼初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创立云门宗的文偃禅师却说：‘我当时若见，一棒子打杀与狗子吃！’”这个故事的意思在于表达禅宗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习俗，因为任何增减损益都会断送精神的完整性。第二句“禅要一个人的心自在无碍。”这句话在于表达“禅”是“要觉照心灵的真正本性，据以训练心灵本身，做自心的主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铃木大拙说：“空中鸟默观什么？水中鱼默观什么？它们只是飞翔，只是悠游。”第三句“禅的外在面向捉摸不定。”为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铃木大拙说：“其实，禅的外在面向是极为捉摸不定的。当你认为窥见它时，它早已鸟飞无迹；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我相信，大家看了铃木大拙这三句关于“禅”的解释，似有难明其意的感觉，这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是因为日本的禅宗包括禅宗的思想体系滥觞于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始于北宋时期的临济宗，自此以后更有三次传入，且在日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铃木大拙虽为世界级的禅学权威，但他未必对早已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中所包含的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学理渊源，以及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因子能够很透彻把握，故而解释起来也就略显含混神秘了。本人认为，铃木大拙这三句关于“禅”的解释，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和体悟：禅的内在层面，其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心物一元”；禅的外在层面，其实就相当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具有无时不在、变动不居、恍兮惚兮之“自然而然”的特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一番探究。

首先，中国禅宗佛教对印度佛教中“空”与“善”的改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反映的是人类心理深层的本领与欲望，是一种超现实、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往往与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独特的情感体验相关，追求的是一种与生存意识和生命真谛相关的理想境界。佛教的要义是尚“空”崇“善”。佛教中的这个“空”，在于它强调自体“独立的存在性”。正因为如此，自体与外界事物失去了联系，不仅自体不存在，连外界事物也不存在了。它有一个公式：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为与我们存在有关系的事物（包括自我），如果脱离与其他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则不复存在。佛教提出这个观念的目的在于要空却一切“欲望”“念想”乃至于“自体”，才能脱体苦海——导引世人出所谓的“生死轮回”。就其社会学意义来说，佛教以人类无法逃避的“老”与“死”为苦恼（愁、悲、苦、痛、烦、闷）的代表，并以探究产生这些苦恼的原因为起点，发现其“因缘”关系，试图通过其“慈悲”精神创造出一个接受全人类的社会。而我们的《周易》及其中华易学是一种天人之学，也有一个“空”和“善”问题。易学中“空”是阴阳未分之时的“混沌”状态——太极，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的原初状态，这个“空”是可以变化的也是必须变化的。它的变化过程与结果是什么呢？是“两仪”、“四象”、“八卦”、“万物”。这就是我们古人关于自然世界的朴素唯物观。关键在于这个“善”字，易学的“善”的确指人性要“善”，这个“善”是效法自然的“空”的“善”而来的，因为从混沌“太极”之“空”化生出“天”、“地”乃至于宇宙间的万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生而不有”、“劳而不伐”的“善”的特征。我们的古人把自然“空”所具有的“善”性比附于人事之后，引导人们崇尚这样的“空”与“善”，这就是易学“空”、“善”理论的由来与推论。相形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佛教与易学倡导的“空”、“善”对于人类而言理念一致，方向目标也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佛教注重于纯精神层面抽象思考，并且有一个作为宗教标志性的崇拜偶像——佛祖。《周易》更多的是从自然假设角度（当然也含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出发，采用“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方式得出结论，是非宗教性的学问。中国化的禅宗佛教正是吸收了《周易》中“空”“善”文化理念，所以它源于宗教而又不是宗教，得益于哲学，而又非哲学。

其次，禅宗佛教的宗旨中“心”“性”的中国传统文化阐释。禅宗佛教的宗旨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曰教外别传；二曰不立文字；三曰直指人心；四曰见性成佛。“教外别传”和“不立文字”是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是禅宗的目标。关于“教外别传”指的是佛祖传授禅意不依据佛教的教条和一般的佛教仪式，通过“拈花示佛”一个无言的举动便把这种所谓的“心印”传给了摩诃迦叶，摩诃迦叶又如法炮制地传给了阿难，经历了27代后传给菩提达摩。至于为何“不立文字”，原因是禅师们认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认知事件、传递情感、表达意思的媒介更易伪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常常被人用各式各样的精巧设计所混淆，最易被有意或无意地误用。所以禅师们认为在修行和禅体验过程中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无言”。这个理念当然与老子的“无事”、“无为”的思想相关，也是对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以及义理派《玄易》的创始人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理论的继承和运用。所谓“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中的“心”，不是指我们用以思考的“心”，也不是依照逻辑定律思考的“心”，以及心理学家说的那种具有种种感觉和情感的“心”，而是在所有这些情感和思想之下作为其基础的“心”，这个“心”就是“唯心”。可以说是当我们在心理上对思想与感觉的主题向深处探掘时，最后达到的“底层”。而“性”则是我们的本体认识所能够达到的“界域”，在这里本体认识的“界域”也可以理解为心理认识的“界域”。所以“心”与“性”是同一的，只是有内（性）外（心）之分罢了。于是禅师们顺流而下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要达到其“一”，便会发现我们也就在另“一”之中了。只要见到了“心”也就见到了“性”。所以说“心”与“性”完美相合（即佛教所说的“真如”）的人便是彻悟之人，有彻悟之心的人就是“佛”，“佛”其实就是“性”的人身表现而已。其实，禅宗的“心性”理论源出于孔子研究《乾卦》的心得。孔子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所以能利益于万物而得正者，由性制于情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易学中的“性”既然是天生之质，自然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相当于处于混沌状态的“太极”，而“情”是由“性”而生发出来的“万有”。如将其比附于人，这个“性”就是人有如宇宙天地一般具有“生生不息、生而不有、劳而不伐”特质的天生之德，“情”则是由“性”而生发出来的后天“欲望”了。如此说来，禅宗佛教所以修“心”，就是要空却人心中的具有分、别、识之质的“欲望”，直接达到天生之德的“性”之目标，最后让外空之“心”与内在之“性”完美相合。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我们古代中国叫做“圣人”，在印度就是“佛”了。正如禅宗《坛经》所云：“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森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