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严森

文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现实性。好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本身就是文学的载体，可以说，人就是好故事和坏故事的总和。如果把诸多好故事和坏故事串起来，加以整合，再放到文学的大熔炉里锤炼，去粗求精，分门别类，为我所用，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拙作《弓爷三题》，就是从人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故事当中提炼出来的。“三题”中的每一题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和人物原型。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们在一起品茶聊天，说笑中，一位女士无意中披露出她去医院找她当医生的亲哥哥看病的全过程。整个过程很奇葩，很有故事性。原来去医院看病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潜规则”，一般的小病是不需要打针吃药的，更不需要花高昂的检查费用去通过高科技仪器做这样或那样的检查的。因为是至亲，所以她的哥哥才把她拉到僻静处狠狠地抢白了一顿并说了实话，紧接着面授机宜，告诉她用多喝水，多排尿的办法把感冒病毒从体内“逼”出来。办法虽然“土”了点，但通过实践证明，很有效。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文学性，于是在与文友们聚会时，我又把这个故事原汁原味讲给文友们听，文友们听后哈哈大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可塑性”。后来，我在塑造弓爷这个人物时，将这个故事“添油加醋”略作充实提炼后，便得心应手地用在了《弓爷三题》之一“桃色事件”里。

人性是文学不朽的话题。有朋友问我，说人们常形诸笔墨的是“治病救人”而你却不惜笔墨状弓爷“治病救狗”，为何？我回答说，为人性。还问我这个细节是不是杜撰的，我笑着摇摇头回答说:绝对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养宠物已不是什么奢侈的事。宠物也是生命之精灵，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生老病死。所以许多大城市的宠物医院应运而生。“治病救狗”不但是挽救生命，还彰显了人性。好些人把宠物视为己出，宠爱有加，其中不乏感人故事。我写“治病救狗”亦有故事原型。有一年在深圳，朋友举行家宴，我应邀而至，正待开席，朋友家的宠物狗突然病了，主人竟然丢下众客人，眼泪巴沙地抱着宠物狗去了宠物医院。当时我虽漠然，但此情此景却让我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是在家乡零陵，我应约到朋友家品茶聊天，朋友的夫人养了一条宠物狗，叫得很可怜，声音都变了调，就在这时候，朋友的夫人领着一位“郎中”进了屋，据说是某诊所的一位中医，(而不是兽医)，我很奇怪，医生本应是“治病救人”的，竟然还有“治病救狗”的作为？我正在诧异时，只听那位中医下定论说，这狗没病。女主人说，不可能！没病为什么不吃不喝叫个不停？中医说，那不是叫，是嚎。哭而无泪谓之嚎！你看，连眼泪都哭干了，它很伤心哩。女主人仍然不服，说一定是哪里疼痛难忍才叫的。老中医坏笑着说，要说有病，这狗得的是相思病，你不要禁锢它，不仿放它出去溜达溜达，保证不治自愈……后来，我把这两个有关宠物狗的故事栓在一起，用文学的手法加以锤炼提高，使“治病救狗”这一章节里的故事和人物由干瘪变得鲜活而生动，使弓爷善良的品性和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合情合理的体现。弓爷的形象也因此变得丰满起来。

中篇小说《弓爷三题》均以真实故事为骨架，然后围绕故事展开情节。有人打电话问我，说弓爷给歌手治耳是否确有其事？我告诉他，治耳是真的，但给什么人治耳就不一定要对号入座了。这要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与需要来决定。我所写的“雕虫小技”里弓爷给郭畅治耳仍然是有故事和人物原型的，至于把患者嫁接到歌手郭畅身上肯定是另有所图。无需赘言，读过小说后，读者就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扯远了，还是让我回到创作源于生活的话题上来。早些年，我的一位弟兄有一只耳朵不痒不痛突然失聪，心里很是懊恼，走遍了市内几家大的医院医治不果，最后经朋友推荐，找到省会一家大型医院的一位专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医德双馨，极负盛名。他每天只看九个病号，但经他诊治的患者大多痊愈。这位老中医很有个性特点，一是他喜欢一边抽烟一边深度思考患者的病因，二是他喜欢翻看经年记录下来的“治疗日志”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拿他的话说，这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他终于找出了我这位弟兄耳朵失聪的原因。原来我这位兄弟打小就喜欢玩水，热天经常泡在塘里，污水在不经意间浸入耳内，久而久之，留在耳朵里的污水无法排出，造成了左耳朵功能性失聪。因为有了生活中这个真实的故事作“垫底”，所以我就有了写弓爷治耳的底气，因而使小说产生一连串的矛盾冲突。至此，一个活灵活现的弓爷便跃然纸上，映入读者的眼帘，扎根在读者的心里。

我反感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我讨厌扭捏作态的无病呻吟；我崇尚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佳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