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艳

郁达夫是1936年2月4日应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来到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的。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奋战在抗日的硝烟中，以自己的一支笔，号召民众抗战。

郁达夫首先改革公报社的出版物，如在《公余》半月刊提倡抗战文学，宣传抗日救亡运动。7月27日，郁达夫去上海迎接自日本回国抗战的郭沫若。“八·一三”事变他刚好在上海，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写了报告文学作品《全面抗战的线后》发表在《闽政公余合刊》“战地写真”专栏。

回到福州后，他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有一次，他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在参观戚继光祠时，曾步岳武穆原韵，写下一首凭吊抒怀的《满江红》，歌颂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的“丰功伟烈”，激励人们继承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光荣传统，表达他对抗战前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9月18日，郁达夫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写道：“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并提出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笔端饱蘸爱国热情。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离开福州到武汉，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邀请，担任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到职之后，他积极参加各地的抗日宣传活动。4月，正值鲁南台儿庄会战告捷，郁达夫就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一起，代表政治部去台儿庄劳军，并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巡视山东、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务，到5月初回武汉。6月底，郁达夫又去第三战区所辖的浙东与皖南前线视察，7月初回武汉。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在国家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战救国的实际工作，深受人们敬爱。他在武汉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常务理事，担任协会研究部主任和会刊《抗战文艺》编委。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到陈仪的电报，要他重回福州，共商抗日大计，他便毫不犹豫地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到福州不久，又获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他去海外宣传抗日救亡，郁达夫毅然决定出国。

1938年12月28日早晨，郁达夫偕夫人王映霞以及儿子郁飞三人乘邮轮抵达新加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主编《星洲日报·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的信，尤为脍炙人口。

郁达夫此时尽管远在新加坡从事救亡宣传工作，但是他的一颗爱国忠心，无时不与国内抗战文艺队伍息息相关。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的郁达夫，始终关注着“文协”的动态。他在《晨星》副刊上，除经常报道“文协”的活动消息外，当“文协”经费发生困难时，即于1939年3月发起募捐运动，号召《晨星》投稿者，将稿费捐出。重庆被炸后，郁达夫三次汇款到重庆，给“文协”作为活动经费。郁达夫这些带动南侨支援抗日的爱国义举，鼓舞了国内从事抗敌宣传活动的朋友。国内文艺界的战友，也深切怀念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郁达夫，不断通过书信来勉励和支持他的工作。

1941年底，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郁达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股主任，还于1942年初，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主席。

1942年1月11月，日军攻陷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新加坡岌岌可危。当时“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主席陈嘉庚曾向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汤麦斯交涉，要求当局负责全体“抗委会”人员的最后安全撤退，结果遭到了拒绝。大家商议自行分批撤退。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一群文化人乘一只由小舢舨改装的小电船离开新加坡。辗转来到印尼的巴爷公务，并化名赵廉。在一次偶然中，被日军发现他通晓日语，因而强迫他到日本宪兵部充任通译。但在担任通译时，他常利用各种机会，来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宣告了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不幸的是，8月29日晚上，郁达夫却被残留在印尼的日本宪兵杀害，终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