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国

毛泽东曾经告诫全党：应该充分利用历史遗产，批判地利用历史遗产。他经常运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教育党员干部。而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对唐代的柳宗元引证尤多，其情有所钟，可谓非同一般。

一、肯定柳宗元的哲学观点。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至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的确如此，柳宗元在谪居永州的十年中，除写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外，还写了两篇重要的哲学论著，一是《天对》，二是《天说》。

柳宗元在《天对》中，针对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170多个疑问，作了精辟的回答。在答疑中，柳宗元继承了屈原《天问》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弘扬了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谬论。

柳元在短文《天说》中，批驳了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奖功罚祸的观点，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对于柳宗元的这两篇哲学论著，毛泽东十分赞赏。

1965年6月20日他在上海同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的谈话中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另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曾经说过：“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

毛泽东赞赏柳宗元的《天对》、《天说》，肯定其积极意义，充分肯定柳宗元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上所萌生的主张变革的政治行动。

二、高度赞扬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封建论》是柳宗元阐述其革新政治主张与进步历史观的代表作。在作品中，柳宗元提出历史发展是由客观必然趋势决定的进步观点，批驳了封建保守派复旧倒退的历史观。同时，柳宗元还以大量的事实，充分的说理，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攻击秦始皇创立郡县制使秦朝“二世而亡”等一系列复古论调。

作为伟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毛泽东，十分喜爱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一篇永垂千古的政论文。

1973年8月，毛泽东作了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对柳宗元崇法反儒，主张改革，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的政治思想给予了高度赞扬，再次肯定了柳宗元《封建论》对于坚持社会进步，反对历史倒退的重大作用。

三、灵活运用柳宗元的寓言故事。柳宗元曾写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三戒》。《黔之驴》是其中的一篇。在《黔之驴》中，柳宗元通过描写一头外强中干的驴子，终于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讽刺了“乘物以逞”，“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的人。后人将这个寓言归纳为“黔驴之技”或“黜驴技穷”，用来比喻本领有限，或讽喻有点本领全使出来了，再无他法的庸人。

毛泽东多次运用这个寓言来教育党内干部。

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号召鲁艺师生不要只局限于小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他指的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毛泽东多次从不同角度运用柳宗元写的寓言故事来警示党员干部：不要惧怕外强中干的敌人；也不要摆出空架子吓唬老百姓。他明确指出：“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这说明他对柳宗元的文章精读深思，一往情深；对柳宗元的寓言故事理解深刻，运用自如。

四、大力支持章士钊的柳学研究。

1960年，中央文史馆长章士钊开始撰写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柳文指要》，至1965年完成了长达100万字的书稿。作者对柳宗元的文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考证，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章士钊这部巨著，还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将书稿带来，让他“先睹为快”，章士钊将书稿分两部先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不仅非常仔细地通读了全稿，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还改动了几个地方。毛泽东将书稿看完后，当即表示同意公开出版。但当要出版时，正值“文革”全面夺权开始，出版机构瘫痪了，一直到了1970年，才出现转机。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柳文指要》终于在1971年出版。

从《柳文指要》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柳学研究情有独钟。毛泽东还是青少年时期就学过柳宗元的诗作，直到中年、晚年，研读柳文的雅兴和热情不减当年。他不但充分肯定柳宗元的哲学观点，高度赞扬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而且大力支持章士钊的柳学研究。可见，毛泽东在思想和实践中，都凝聚了浓重不解的柳宗元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