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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煌

岁月不回流，往事堪回首。一生中，走过多少路，越过多少岭，过了多少关，都无从记起了。惟有三越“雷池”事儿，怎么也抹不去。

借木搭桥解渡难

火红年代的1958年，湘阴全县（包括今汨罗市、屈原区）出动5万多劳力，在洞庭之滨，安营扎寨，逢洲开路，遇水筑堤，百里连营，战旗飘舞，围垦汨罗江农场。

9月上旬，已是晚稻勾头散籽染黄的季节。大清早，县委办公室通知我，务必12点前，赶到县长办公室开紧急会。放下电话，拔腿起程。当时“奋斗人民公社”设在火天熊大屋，离桃林火车站有10多华里，要赶9点多钟的火车，必须抢在9点前赶到火车站，否则12点前到不了县城。当时湘阴境内，只有县城到白水一条公路，其余都得靠“11号”车一步一步丈路走。

从白水火车站到县城，只有一辆木炭“老爷车”。40华里路要跑个把时辰，赶到县长办公室已11点多了。武印楼县长笑呵呵走进门问：“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众口回答。“那好！先吃饭。咱们边吃边说。”大伙紧跟着走进县政府机关食堂。

食堂是间大平房，摆有10多张桌子，没有坐凳，大伙围着桌子，站着吃饭。席间，武县长说：“这次紧急会，给你们一块硬骨头啃。下午一点，坐汽车到白水，再坐火车到桃林，步行到白塘公社。具体任务那儿再说。”“白塘会议”在微弱的油灯下举行。武县长从围垦灭螺建垸的意义、工程艰巨、任务分配、民兵建制、一直谈到具体安排。当年秋冬，湘阴26个公社，集中10万劳动大军，摆开两大战场：一是修京广复线，12个公社、5万人参战；一是汨罗江围垦，13个公社上58600人（实际都超过了），另外，城关镇组织修东湖。

“白塘会议”一直争论到凌晨2点。炊事员给每人煮了碗茴皮粉填肚子，虽然不见油花，但有辣味、盐味。

9月底，我们奋斗营上了3000多民工，10月1日全线开工。起初，清基、出淤、修路，这些弹性工程还顺利。进入大堤土方工程，矛盾就突出了。尽管坚持“两个六”（早晨6点到工地，晚上6点离工地），工效还是上不去。

工效怎么上不去？一天下午收工前，我和民兵营长徐庆云来到汨罗江渔街村对河的沙滩上，席地而坐找原因。起眼一看，只见收工回营的民工，拉着一条几里路长的人龙，疲乏不堪地从汨罗江南岸工地，一步一步往汨罗江北岸住地走，绕过河，要1个多时辰。人累了，工效上不去。

怎么办？两人琢磨来，琢磨去，唯一的办法是横跨汨罗江，抢搭浮桥。

连夜，我到周家垅民兵团向许建春政委汇报了我们的设想。

“办法是好，只是要不少木材，怎么解决？”许政委为难地回答着。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我和徐营长正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串民工住地，搞后勤的吴法科急呼呼跑来，也不顾场合，“刘书记刘书记，好消息，河里停了一个木排。”

苦于木材无法解决的我，一听这消息，真是飞来的惊喜。三人同步，即刻来到渔街河边木排停靠的地方看。徐营长说：“这是天赐良机。”我问他有何妙计。徐营长说：“借，找他们借木。”一番月下商量过后，徐营长、吴法科上排交涉借木事宜，我回住地向团政委许建春回报。

约摸半个时辰，二人锁眉低头回来了。徐营长说：“借不成。”我没头没尾叹了口气：“唉！诸葛亮把东风都借来了，我们连河里的木都借不到！”一语激得徐营长闭口不开，拉着吴法科拍屁股就走。二人领着几十个民工上得排去，营长带些人围着排主交涉，吴法科领着民工一顿把木排砍散，把木拖上了岸。

排主气冲冲来到营部评理。我自知理亏，忙赔不是。又一同到团部，请求团部与指挥部出面，从县城木材公司调木还给他们，因为木到湘潭要经过湘阴县城。

哪知他们回去后一状告到省里。省、地（湘潭）、县三级监委（那时不叫纪委）组织联合调查组，来工地查处。

原来这个木排的300多方木材，是4个国防厂子的军用材料。这下闯了大祸，一告就灵。我只得老实接受查处，听候处理。

调查组在工地查了多月，没有惊动我这小小教导员，也没有给任何人吭声，就回去了。据说一位主要领导听了汇报后，说“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这才了结。

敞开收粮为备荒

从苦日子熬过来的人，都知道粮贵于金。1959、1960、1961这3年苦日子，到1962年早稻登场，算是熬到头了。早稻丰收的喜讯，迎来了毛泽东“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的指示。“六年”，显然讲的是“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苦日子”。纠正什么错误？寓意很深，纠正“五风”错误。

1961年冬至1962年上半年，是“三年苦日子”最困难的时期。县委叫我到粮食局当局长，任务一条，“保证粮食不脱销，不闹事”。10个字压得我头顶油锅，动弹不得。

报到后3天，我带着办公室吴哲纯同志，凭着一双腿，一个一个仓库走，一个一个仓库查，全县86个仓库跑到了83个。那时，湘阴全县有9481个生产队，86万多人口，粮食部门只有430多个干职工，保证粮食不脱销，不闹事，谈何容易！

饥饿洪流把人推向了死亡边缘。那时，农村食堂虽然下放了，口粮还是以人定量，大口小口，六类三等。一清早，排队买米的长龙，3、5、10斤一买。记得我当时以一首《檐前雀》为题，写了一首七绝，记叙当时的困境。诗曰：“冰锁神州雀不安，宅门烟火欲燃难。农家过夜无粮菜，汝欲何求一饱餐。”

艰难的日子掐着手指过。好不容易迎来了新粮上市。国家开放粮食市场，允许生产队完成征派购任务后，把余粮拿到市场上卖。价格随行就市，每100斤稻谷30到50元。我喜出望外，在“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思想指导下，随即召开粮站支部书记会布置。强调敞开收购，有多少收多少。这么一来，周边几个县都把粮食运到湘阴来卖，不到个把月，收了几亿斤议价粮。不但造成内部库容紧，资金紧，更重要的是周边的县纷纷告状，状告湘阴“抬高粮价，破坏粮食市场”。省里面随即开电话会批评，派工作组到湘阴来查。搞得下面粮站支部书记人人紧张。我又把在支部书记召起来开会，硬着头皮说：这事你们没有责任，是我布置的。要查，要处分，我一人承担。我只要求你们协助做到两条：一查一查有没有超过48元100斤谷的（当时布置控制48元以内）；二一定把粮食保管好，该翻晒的及时翻晒，防止霉变。

检查组查了以后，从价格、质量、市场开放时间等各方面，都符合上级规定，加之县委领导又出面担担子，属正常工作范围内的不足之处，总结提高就是。第二年春夏荒时，一些地方找省里要议价粮度荒，省里做我们的工作，我们顾全大局，按收购价加管理费，调出1亿多万斤议价粮，支援外地度荒。

力解灾民吃住烧

1983年，汨罗是个重灾区。4月13至27日14天中，连续阴雨低温，早稻严重烂秧；4月25至27日，江南14个公社、212个大队、3392个生产队，连续遭到两三次“龙卷风”袭击，死8人，伤56人，倒房数百间；5月14日，江北15个公社暴雨成灾，6万多亩农作物被淹毁；7月7、8、9连续3天，特大暴雨成灾。3天中，全县平均降雨260多毫米，多的社队达340多毫米，从长乐至南渡铁路大桥200多平方公里，白浪滔滔，汪洋一片。罗滨垸溃倒，沿汨罗江12个公社严重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1亿余元。

灾情发生后，我主持召开县委常委紧急会议，专题讨论生产救灾，安置灾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明确宣布：从受灾到晚稻收割100天的口粮，人均每月30斤稻谷；房屋倒塌户，每户补1吨钢材，每人补1分木材；溃垸灾民，每人补50斤煤。贷款与粮、物挂钩，一次到户。宣布后，干群吃了定心丸，奋力生产自救。

老实说，在作出上述决定前，我的思想是矛盾的。正常情况下，应该走程序，先请示汇报。可眼下是特殊情况：一遇大灾，二逢机构改革，工作组进了地委、行署机关。向工作组报告，他们与县里没有建立联系；找地委、行署领导，他们有难处，去留未定，研究起来，不知研究到哪一天。可10多万灾民要吃要住要烧，等不得，眼睁睁望着我拿主意。我只好冒险先做，把灾民的吃、住、烧安排好，把大局稳定好。

果然不出所料，一些部门因自身利益受到触及，告起状来。于是在“有诉必理”的程序下，查了起来。罪头自然还是我这一把手，因为书记、县长是我一担挑的。

正义的事，为民的事，总是会得到正义者的支持和伸张的。不久，时任副省长杨汇泉陪民政部高仲平主任来汨罗检查生产救灾，听取我的汇报后，肯定了“指导思想明确，决心大，措施力，效果好，大局稳。”

大灾之年，时任省委一书记毛致用先后3次来汨罗参与抗洪抢险救灾，亲自上堤打桩一起战斗。伟人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三越“雷池”为的什么？为的是3000多民工渡河难，为的是86万多群众吃饭备荒，为的是10多万灾民的吃住烧。当然，做这些越“雷池”的事，是要担风险的，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每当我想到群众疾苦，想到灾民求生的痛苦时，个人的良心就坦然无虑了，即使是落个什么意外，也不过风吹落叶临头。正如一位忘年老友常说我：“你就是只想群众，只帮他人，不想自己。”去年5月8日，80多岁的杨时杰老人，在来信中写道：“您过去曾帮助我，渡过许多困难，我感谢不已。”类似这样的事，又何止万千。

党组织是公正的。我多次立功受奖，1966年起，一直担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1971年，评为全省学习模范，出席全省“双先”代表大会。我常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领导人，一事当前，是想群众，还是想自己？这是做合格共产党员和基层领导人都必须满分回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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