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几个代表人物与当代学者，好像也不期而然地与拙史发出过同样的声音。李永明先生在其大著《朱熹〈楚辞集注〉研究》的《引言》中就说：“元、明、清各代学者对《楚辞集注》大多持推崇态度，现代楚辞研究界评价《楚辞集注》是‘中国楚辞学第二座丰碑’。”

现代楚辞研究界评价《楚辞集注》为“中国楚辞学第二座丰碑”的话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说的？李先生注曰：“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拙史这样说：“《楚辞集注》是朱熹继《诗经》研究之后，长期研究《楚辞》的成果，独辟蹊径，成为《楚辞》研究史上的又一座高大巍峨的丰碑。”李说就是拙史上面这段话的摘引。

我知道李先生师从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但此前曾是浙江师大黄灵庚教授的硕士。黄教授主攻《楚辞》，成就卓著。李先生此书亦经黄教授审阅并推荐出版。书中关于拙史的一些过誉之词，黄教授一概“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好像很含有一点对拙史笔下留情的美意在。“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其黄教授之谓欤？

也是无独有偶，前几年，购《郑知同楚辞考辨手稿校注》一书，蒋南华、黄万机、罗书勤三先生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黎庶易的《后识》提到朱熹，蒋先生等人注曰：“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其《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之后，我国《楚辞》研究史上的又一座高大巍峨的丰碑（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对朱的评价，与李书一样，采用的也完全是拙史的意见。不同的是，蒋先生等人还把东汉王逸也一同带了出来。

拙史评价王逸说：“王逸的《楚辞章句》，尽管有些不足，但他广泛吸取往哲与时贤研究《楚辞》的正反两方面的成果，经过自己的精心研究，融会贯通，树起了中国楚辞学第一座巍峨的丰碑。王逸，立于中国楚辞学的奠基人的光荣位置，是毫无愧色的。”

后拙史一年（即1992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李中华、朱炳祥二先生的《楚辞学史》，在《前言》中提出了楚辞学史的几个时期：“第一是汉代人开创的以经学为指导，以文字训诂为中心，用治经的手法研究《楚辞》的时期，其代表作是王逸的《楚辞章句》……第二是宋代人开创的以理学为指导，以阐说义理为旨趣，用比附经典来发挥大义的时期，其代表作是朱熹的《楚辞集注》。”

十分明白，李中华、朱炳祥二位也认定《楚辞》研究史上暂时还只有两座丰碑，即汉代的王逸及其《楚辞章句》与宋代的朱熹及其《楚辞集注》。

一个学者的归宿，最后都会落实在学术史上。学术史的撰写，往往表现为对某些代表学者与他们的丰碑式著作的历史定位。学术史的撰写过程，就是对这些代表性人物与他们的著作的确认过程。

应该承认，任谁写《中国楚辞学史》，写到王逸和朱熹，也许都可能把他们二位视为“代表”人物，把他们二位的《楚辞》著作视为“代表”著作。一句话，把他们树为“丰碑”。王逸与朱熹是中国《楚辞》学史上两座高大巍峨的丰碑，这决不是我个人意志的随意安排，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不过是最先把这个“必然”一语道破了而已。当然，一经道破，即成共识，未始不是一种机缘，但却并不能因此而说明我有什么过人本事。

事实上，以朱熹《楚辞集注》为第二座丰碑，湘大著名教授姜书阁就持有不同意见。姜先生的意见写在岳麓书社1994年9月出版的《诗集传·楚辞章句》的《序说》里：“朱氏两书（指《诗集传》与《楚辞集注》）均有缺点，而《楚辞集注》为甚……建议《楚辞》一书最好改取洪兴祖补注的王逸《楚辞章句》本，虽亦并非尽善尽美之作，至少较朱注差胜。”岳麓书社是接受了姜先生的意见的。

我坚持这种观点：汉学与宋学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两大重镇。汉学重名物训诂，宋学重义理思辩。故汉学是传统经学，宋学则是从经学中脱颖出来的理学。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援理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楚辞，理应成为代表人物。而且，朱也不排斥魏晋以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学思想，十分注意对《楚辞》作文学的分析，这也是当时一些学者难以企及的。故尊朱为《楚辞》研究的第二大代表人物，尊朱著《楚辞集注》为第二座丰碑，我始终不愿放弃。

拙史的所谓“亮点”主要是如上三个：一是总体设计的拟定，二是唐代地位的确认，三是重要学者的评断。皆未尽如人意，勉为其难吧！

拙史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自然更多。湖北荆州师院孟祥修教授在《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一文中说：“有人”批评陈“抑骚扬诗，一目了然”，我认为这种说法太武断。这个“人”就是我。

写了一部书，缺点与失误不少。但是，出版25年来，断断续续有人在看，有人要买，有人还引用，还肯定，当然也有人批评，更有人驳难，说明《楚辞》本身的魅力是无穷的，更说明学术民主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上文说了，拙史的出版，我暗暗地庆幸自己是湖南人。此处要说，拙史的存在，我更要公开地庆幸自己是中国人！是生活在民族复兴伟大时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