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这句话，突然跳上了屏幕。

放下阿来的《云中记》，数天，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读后复杂且丰富的情愫。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那场夺去近7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留给人类的恐惧悲哀，撕心裂肺的痛楚，十多年后依然难以平复。

如何纪念人类在猝然临之患祸面前的凄苦、无助、挣扎和不屈，书写每一个幸存者对故去亲人的思恋、缅怀，又如何安放死难者的灵魂，作家阿来用十多年的沉痛回忆和灵性思考，终于呈上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云中村，一个大山怀抱有着千年生存史的村庄。因处于地震带上，自然逃不过那场大劫难，全村337口人，竟有近百人死亡或失踪，许多家庭从此灭没。有的临死依旧坚持着善良的理性，如患癫痫的阿介，仍微笑着对来救他的人说，先去救孩子吧。

央金，一个学舞蹈，要在村里祭山仪式上献舞的女孩，求生的强烈渴望使她自断下肢，从此只能单腿起跳。云钦，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时间回村救灾，直到累昏瘫倒才想到自己的母亲。而此时，母亲已离他而去。村民在忍受自然破坏力时坚韧的沉默、体面与生命尊严，力透纸背。

由于次生地质灾害，云中村将整体坠落，活着的人不得不整体迁移。四年多之后，村里的祭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巴，独自返回云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分：“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

《云中记》就记述了他一个人祭山，那声势浩大却又寂寞孤清的礼仪。他静静地走近每一个家庭招魂、安魂，及至六个月后的“那一天”，一同与云中村沉没。“大地以这样的方式，拥他入怀了”。对此，阿巴是专诚的。他必得跟着村庄一起消失，才能让活人毫无牵挂地活着。是故面临死亡，他不仅从容安宁，且还有些期待，“让该来的早点来，山下的人就不用挂心了”。

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给死难者独特的安慰和纪念。安魂，其实不独是云中村民独有的民俗。和死去的亡魂对话，安顿他们，这种原始处理灾难和记忆的民间方式，真诚地表达了对每一个生命尊严的体认和敬重，具有浓浓的人文情怀。

阿巴就想，“人死后，可以变成一棵树吗？要是可以变成一棵树，那他就变成一棵树好了。变成一棵云杉，冬天的针叶坚硬，春天的针叶柔软。就那样和山上那些树站在一起”。于是，他将死难者的灵魂招上树木，或者让那个外乡来支教、死时用身体掩蔽孩子的胖胖的女老师，灵魂能找到回家的路。

在阿来看来，文学的职能，则是灵魂的安置。作者借阿巴的口告诉读者，那么大的地震，在制造死亡和伤残时，似乎也没有依据善恶的标准来进行挑选。正因此，“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

“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封底上这几行字，也是《云中记》区别于其他灾难性作品的高下之处。真的，“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

如此朴拙的表达，即是对地震灾难的科学认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了然洞察，对人本能有限的哲性反思，远远超越了人类本位的精神境界。经由人体的消失，村庄的消亡，那群地震后出现的鹿群，从前遗落在泥土里的种子自然发芽，以至于罂粟这种屡被铲除的“毒草”也迎来了悄无声息的生长，不仅以此烛照人类的普遍境遇和共同命运，也告诫人们，所谓自然，即是摆脱人为的秩序，重新归回各安其位的状态。无疑为灾难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标本。

阿来目睹了一个村庄的消失，且在第一时间参与灾区救援，直面悲惨的死难，以至于长期沉浸在大地的苦难之中，每晚需听着《安魂曲》才能入眠。当他为《云中记》写下第一句话“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时，已泪流满面。面对书中主人公阿巴，这位勇于殉教的祭师，执著地抚慰死去的亡灵，也安抚了生者的内心。教会读者以自然的方式，面对自然和大地，虔诚地走向死亡，其震颤人心的悲壮力量，充满了神性的光辉，同样让人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