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伯父少年丧父，是婆婆（奶奶）拉扯着伯父六个长大成人的，期间忍受的困苦和艰辛，让我们后人一想起来就一阵阵地心中酸楚。

大伯父是家里的长子，9岁开始就和大姑协同婆以制作香纸和香棒换钱为生，撑起了这个天通地漏的家。白天，婆带着大姑在外奔波，大伯父则留在家中照看着3个弟妹；夜晚，大伯父和大姑帮着婆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做香纸和香棒，一直到鸡鸣三更。

到了读书的年纪，为了不让婆为难，大姑、二伯和小姑主动放弃了机会，仅让大伯父、爹和四叔三人上学。手背手心都是肉啊！婆是含着泪水不同意，可大姑却背着个背笼邀上二伯父肩扛千担（挑柴草专用的长条木棍），拉上小姑往山上走远了……

大伯父很争气，初小毕业便考上了国立茶峒初师，这就意味着大伯父今后可以当国家干部了。那天，寨子上许多亲友上门贺喜，婆那天也格外地大气。她进到屋里弯下腰，攒足劲从床底下“哗”的一声拖出了她从娘家陪嫁过来的那口大木箱，两手“啪哩扒啦”地翻到最底层，拿出了个小布包，从用麻线捆帮着的一小叠钱中抽出两张5元的，递到爹和四叔手上，吩咐道：“你两个到场上买肉去，再拿上瓶子到代销店打两斤酒，再加一包烟，剩下的钱买豆腐，用完它！”随后，婆又折转身进屋换上了一身平时走亲戚才舍得穿的青布衣服，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过年过节一样。

大伯父初师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六十公里外的水银公社当干部，他头顶草帽，脚穿草鞋，一年365天除了过年和婆生病回家而外，其他时间都和那里的社员群众滚到一起。他上山辟路修水渠，下田栽秧治害虫，早出晚归一身泥。

大伯父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17元，给婆寄5元回家贴补家用，给爹和四叔共寄8元在县城中学读书花销，自己留4元开生活。

有一次，爹和四叔在学校超支了接不上火，放学后，两弟兄就邀着一道连夜走几十里的山路，去大伯父工作的地方找钱。走到大伯父住处时天也大亮，大伯父带着两个像小叫花子一样的弟弟到公社食堂洗了脸，打了早饭吃，然后回到住房拉开抽屉将平时积攒的纸币和硬币角角和分分都集拢来，分成两包，吩咐道：“攒到用啊！乱花搞不得啦！”

大伯父后来从公社到县政府再到州政府工作，一直保持着穿粗布衣，吃清茶淡饭，只有上班、出差和开会才会穿中山装和单布鞋的习惯。

那年那回，大哥中师毕业，组织上考虑到大伯父只生养一个儿子，出于关心照顾，将大哥分配到州政府机关。大伯父很着急，找来人事部门的负责同志讲：“这怎么行哦！两父子在一个机关院子工作，不太好呀！我看这事不能这样，年轻人要锻炼啊！”就这样，因大伯父的一句话，大哥就去了我们那个乡，当了一名教师，一教就是十多年……

那年大哥结婚，按照农村习俗，是要吹吹打打摆酒席的，三亲六戚也还要上门送礼庆贺的，可大伯父将全家人分派到寨子上的各条道口，硬是将所有亲朋都全部劝了回去……

那年，父亲担任大队支书，工作能力强，当时有政策可以选拔一批符合条件的优秀基层骨干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县里通过基层推荐和组织考察后，给父亲的调令都开好了，让父亲到大伯父原来工作的水银公社当干部。可是，大伯父把父亲叫到跟前，讲：“你就搞你这个大队书记吧！寨子上有文化有点子的人少，你要给乡亲们做实事还多些……”后来，父亲的这个村支书一当就是一辈子。

大伯父在县里和州里工作期间，家乡父老的疾苦他时刻都没有忘记，农药化肥紧张，耕牛猪种短缺……他都想方设法解决。寨子上读得书的后辈娃崽们因贫辍学，他经常解囊相助。甚至哪家建房或嫁娶事宜为难了，只要开口，他都想尽一切办法帮衬。大伯父时常过问侄儿男女们的学习、手艺和婚事。二伯父家的老萍出生后一直很晚才能开口学讲话，他跟着急；侄儿老安眼看着年纪大了还找不到姑娘成家立业，他也一直发愁。很多的日子，路过吉首的亲朋好友碰到难处或缺车费回家，只要上门了，哪怕是不认识的晚一辈，只要能报得出长一辈人的名字，只要是故乡的那方人，不管亲疏厚薄，不论贫富贵贱，大伯父总是一视同仁，笑脸相迎，留吃留住，解决困难后还挥手相送。

大伯父的一生，生活简单朴素，但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桩桩感人的故事，是那待人谦和热情，工作勤奋踏实，为官清正廉洁的优秀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