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既具人文特质，又富有人道精神的文化，尤以古代中医为甚。就这一点而言，古代中医较之以实证思维和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中医的特点风貌以及独特的价值日见突出。然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几千年来一直守护中华民族子孙身体健康，事关人们生命长短寿夭的古代中医，由被怀疑走向被否定，乃至于被少数学者认定“伪科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新关注和深刻反思。

生命是一个从生到死、从小到老的过程，其生发、存续与消亡为天地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不为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左右，正如庄子所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既有构成生命物质的生成、兴盛与衰亡，也有生命意识的积累、形成与消逝。故而，研究人的生命问题，不能简单机械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理解生命，还要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去把握生命。只有把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统合起来研究，方能探索拓展和延续生命存续空间与时间之方法，继而优化生命的质量，活出生命的档次与意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相关史料证明，这种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生命观在以儒、释、道为核心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几乎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不仅强调通过文化养性，参悟天地宇宙乃至人类社会的道义，让人在敬畏之中，养成遵守秩序、主动顺应自然与社会的自觉，有效规避灾异和人祸。而且还通过文化养性，达到调摄情绪，和合阴阳，平和心智，促进自身平衡之养身目的。此外，在中华文化情感与思维方式的指导之下，研习和实践药理医术，损益古今医者之验方，起沉疴以活人，救生命于危难。纵观中国文化和中国中医史，文化与医术兼修蔚然成风，且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而又靓丽的风景，几千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和医学造诣精深的儒医、道医和佛医，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和经典医方，为守护中华民族子孙之健康，滋润中华民族子孙之心灵立下了汗马功劳。

古人认为，导致生命终结的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或外罹灾异而死，或内生疾病而亡。也就是说外罹灾异除自然因素之外，与个人文化修为之心性优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内生疾病，古代中医理论认为，外由感自然之“风”“寒”“暑”“湿”“燥”“火”所谓“六邪”而致，内因情绪之“喜”“怒”“忧”“思”“悲”“恐”“惊”所谓“七情”而生。即中医常说的喜伤心、怒伤肝、忧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汉化佛教与中医关于病因的观点基本相似，《佛说佛医经》将人的致病原因归纳为十缘：一久坐，二食不节，三多忧愁，四疲极，五淫欲，六嗔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风（忍呼吸），十制下风（忍放屁）。我们暂且不谈影响生命的自然灾害和致病“六邪”，从人文角度来看，修养性情（养性）与调摄情绪（养心）直关生命的长短寿夭与质量的高低。以文化养性既可以净化心灵、存善避祸，亦可以调摄内在情志，使“七情”发而中节，协调脏腑的运行，和合阴阳气血，继而通过探索和践行养性、养心之法，参悟全命达生之道，赋予生命之情趣，提高生命之质量。

文化养性是前提。养性之要在于敬天畏地、存善避祸。

在古汉字中，“生”“性”虽然相通，亦有区别。“生”的古汉字为象形字，表草木生出地上之形。而且甲骨文字中“生”就是与女性相关的“姓”，有“初生”之意。所以《说文解字》释为“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古籍《玉篇》认为“生”字字义为“起也，产也，出也，养也，造也，死之对也。又不熟也。”而

“性”之古义有三：一为人与万物的本初之性；二为本性、天性，生而有之，存乎于心；三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且以“仁”为内核。由此可以看出，生命的外在表现为“生”，而真正的内核则为“存乎于心”的仁善之“性”，是客观物态之“形”与主观意识之“神”的有机统合，“神”以“形”存，“形”以“神”彰，互为表里，不可离分。故而，“养性”与“养生”情理相通、一脉相承。养性之要有二：其一，胸存善念，仁人爱物。天地生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位，人虽为贵，也必须遵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效法天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道德经》语）的秉性，不暴殄天物，不害人之生，心境宁静冲融，方可毕人事、尽天年。正如孔子所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其二，慎独自律，敬天畏地。唐代“药王”孙思邈回答著名诗人卢照邻如何养性说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不慎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货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其实，这样的观点早在秦汉时期多有学者论及，其中最精彩的论断莫如韩非子《解老篇》所云：“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守静养心是关键。养心之要在于守静宁心、寡欲抱神。

人心所以不静，多因胸中欲望所致，而欲望之中莫大于与所谓“富贵”“贫贱”相关的物欲。《吕氏春秋·本生篇》有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则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富贵而不知道，适足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水原本是清澈的，因为有泥土的搅和，所以就浑浊了。人原本可以尽天年，因物欲（贪欲）的搅和，所以才缩短了寿命。物质这个东西，原本是用来颐养生命的，所以就没有必要为了生命而肆意追求。一个富且贵的人如果不知晓节欲养生这个道理，实在是人生最大的祸患，与其如此，还不如身处贫贱好。贫贱之人当然也想过上物质非常丰富的生活，那么，那些物质又从何而得呢？由此可见，无论富贵贫贱节欲止贪、守静养心，才能养生全寿。故而，养心之要，一在止贪欲。贪欲即止，不为物欲所乱，心性自然澄澈。正如老子所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观点更为精辟，他告诫人们：“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二在养情志。情志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七情”，“七情”的形成与变化当与“五官”相关。关于调养情志的言论与观点，在古典文献中比比皆是：“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黄帝内经》），“养静为摄生首务。五官之司，俱属阳火，精髓血脉，则阴精也。阴足乃克济阳。”“六淫之邪，其来自外，务调摄所以却之也。至若七情内动，非调摄能却。其中喜怒二端，犹可解释，倘事值其变，忧思悲恐惊五者，情更发于难遏。要使心定则情乃定。定其心之道何如？曰安命。”（清·曹庭栋《老老恒言》），“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广成子》）等等。观古人颐养情志，调整心态的方法大致有二：注重读书养心，促心态平和端直，不为物欲所扰；忘忧止怒，生活乐观冲融，不为情绪左右。管子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如诗，去忧莫如乐，守礼莫如敬，守敬莫如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

达生全寿是目的。达生之要在于和合自然社会、顺乎自然规律。

养性与养心之目的不仅在于达生全寿，更在于让世人通晓生命实情，调和生命要素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优化生命质量。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总结，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又非常智慧的生命认知方式，即承载生命的形体对应宇宙天地，反映生命意识的情志比附社会万象。这一点在中国古代中医理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表达：宇宙有天地四时，人有头脚四肢；宇宙有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肺、肝、肾、心、脾五脏；宇宙有阴阳，人身有气血；地有江河溪流湖泊，人有经络与奇经八脉；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之变，人体之脉有弦、洪、毛、石之别。人之情志境况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把药物之性、味、归、经以及药物在经方中的组合配伍，也与天地自然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生命认知方式概括起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恪守顺乎四时、和合自然的养生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为儒、道两家的文化精神和医学理论所继承和弘扬，我国的汉化佛教对此也明确认同。佛教《大藏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风多。秋七月八月九月，热多。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风有寒。”从这些观点看，佛家同样也提倡顺应四时而全生保命。其二，深谙“养形”与“存生”之理，通晓达生全寿之道。“养形”就是养育身形，“存生”即为保全生命。古人认为“身形”与“生命”之间就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要通晓达生全寿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恰当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庄子解释得最为透彻：“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这段话的大意为：通晓生命之道者，不要过分索求于生命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通晓命运之道者，不要过分在乎命运无可奈何的事。养育身形理当得备足物资，然物资充裕而身体保养不好者有之；生命依赖形体得以保全，然形体尚存而生命已亡者有之。其实，生命的到来无法推却，生命的离去亦无法留止。我们不难看出，庄子言下之意是：“养性”与“存生”二者兼并，不可偏废，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自然，依“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