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湘西大旱，粮食减产，就连占尽天时地利的产粮大户，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让整个生产队渡过难关，过个安稳年，我作为最年轻的生产队委员，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季，前去吉多寨取粮。”

父亲去吉多寨取粮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遍，每一次的讲述都会增添新的细节，都会斟词酌句，力求把故事表达地尽善尽美。多年以来，这个故事已经如我亲身经历一样，生动、清晰又温暖。

这是父亲第一次代表生产队去乡下取粮，有工作队李同志的陪同，父亲对完成取粮任务很有信心。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就揣着介绍信和李同志一道出发。

经过近两小时的汽车颠簸，李同志把父亲交给吉多寨的麻队长后，独自搭车回城。

年轻的父亲在这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的环境中，有些不知所措。幸好麻队长为人和气友善，用生硬的汉语客气地招呼父亲在堂屋坐，并往火塘加了一根大大的茶树兜，火苗升起，屋子里瞬间暖和起来。

“麻队长，我，我是来取粮的。就是前年借给你们的1500斤粮。”父亲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待，跟在忙前忙后的麻队长身后，犹犹豫豫说明了来意。

麻队长停下手中的活，说：“小刘啊，不要着急嘛，这个事李同志跟我说了。既然到屋里了，怎么也要先吃口饭。”

见麻队长说的恳切，父亲只好耐着性子等吃饭。正等着，生产队龙支书来了，一进屋，拉起父亲的手，亲热地寒暄：“是小刘啊，贵客，贵客，走，到我家吃饭去。”龙支书的热情让父亲有些拘谨，连忙把脸转向麻队长：“就在麻队长家吃吧，就一餐饭，到哪家吃都一样。”麻队长却并未附和，而是在父亲耳边悄声说：“还是去支书家吧。半个月前，他家亲戚来做客，给他送了一包麦子面，估计一直没吃，今天刚好招待你。”

父亲更加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

龙支书连推带拉把父亲请到家。还没进门，两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从屋里跑出来，躲在龙支书身后，怯怯地问：“阿爹，阿赖尼及赖？”（阿爸，这个人是谁啊？）龙支书把孩子拉到跟前，笑着说：“哦，宁大舅，基赏价大舅。”（是大舅，快叫大舅。）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拉起父亲的手，一声一个“大舅”，喊得父亲心里暖烘烘的，心里却默默遗憾着，刚才怎么没想到在场上买一包水果糖带在身上呢。

龙支书果然把家里的面条拿出来招待父亲。一年到头没吃过几顿面条的龙支书手艺实在太差，黑乎乎软绵绵的一大碗，没有一点油腥。好在父亲也不是挑剔的人，端起大碗准备吃。忽然间发现龙支书不见了，两个小男孩站在父亲身后一个劲地咽口水。

父亲一下子明白过来，想必屋子角落的那一大堆红薯，就是龙支书一家的年夜饭。

“来，和大舅一起吃。”父亲拉过兄弟俩，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大舅，汝浓，好汝浓。”（大舅，好吃，好好吃。）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父亲愉快极了。

晚上，龙支书把队委会几个人召集起来，当着父亲的面商量还粮的事情。

龙支书说：“这是三角岩公社的小刘，来我们吉多寨的任务是取粮。大家都知道，前年要不是他们把粮借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挨饿，多少人要出去讨米。”说着说着，龙支书的眼圈红了。“今年大旱，他们也减产，不得已才上门跟我们取，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把欠的粮还上。”

生产队会计小吴把队里的粮食储备情况做了详细汇报。神情忧郁地说：“整个生产队就这点粮，还给他们，我们怕是年都过不成……”在座的人都把目光投向父亲，不说话。

还是龙支书打破了沉默，满脸歉意地说：“小刘啊，粮借给我们都两年了，再不还我都觉得对不住人。可眼下队里实在拿不出。我这里只好厚着脸皮拜托你，回去跟你们队长求个情，等过了这个年，我们全队就是出去讨米，也要把欠你们的粮还上。”

龙支书的话让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心里清楚，无论是水利设施还是种植技术，偏远的苗族地区远远赶不城镇地区，再加气候条件限制，吉多寨的粮食每年都不够吃，年年有人外出讨米。这次湘西大旱，情况更糟糕，如果强行要他们还粮，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见父亲不说话，麻队长着急了。连忙说：“要不我们去别的寨子借，先给你们还点？不然小刘回去也不好交差。”

“今年哪个寨子还有余粮哦。就是有，恐怕也不肯借给我们。”妇女主任石大嫂说得也是实在话。

父亲很为难，来的时候队长给他下了死命令，取不回粮就不准回家。可是眼下吉多寨这边的情形可不是一般困难。

讨论一直延续到深夜，依旧没有结果。

龙支书见父亲有了倦意，提议先休息，明天再商量。大伙儿这才纷纷散去。

“乡下条件差，只能委屈你在我家将就一夜。”支书抱来一捆干稻草，均匀地铺在火塘边，又搬出家里最厚的一床棉被，铺在上面。来来回回几番折腾，把两个小家伙吵醒了。听说父亲要在他们家留宿，兄弟俩兴奋极了，光着屁股跑过来，争先恐后抱着父亲，嚷着：“歪列囊大舅保，歪列囊大舅保”（我要跟大舅睡，我要跟大舅睡。）”支书有些窘迫，厉声喝道：“真不懂事，大舅累了，不许吵大舅。”

“让两个小家伙跟我睡吧，人多暖和些。”满腹心事的父亲不忍心扫了孩子们的兴致。

夜深霜重，四周一片寂静，如水的月光照进龙支书的小木屋，照在父亲的脸上。小男孩们睡着了，他们稚气的脸蛋在月光中安静美好。父亲辗转难眠，一边是工作职责，一边是人世温情，夹在中间好为难。朴实的麻队长，坦诚的龙支书，两个把他当做亲人的小孩子，短短半天，这些之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忽然之间跟自己有了难以割舍的亲人般的情谊。

看到他们的处境，想到他们的难处，父亲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同情。哪有在亲人有困难的时候步步紧逼的道理。算了，这粮，不取了。大不了回去跟队长认个错，接受全队人的批评。这样一想，父亲心里终于舒坦、踏实下来。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龙支书正在灶房里蒸红薯。见父亲走来连忙说：“没吵着你吧，小刘。”父亲询问两个孩子，支书说：“早醒了，跟他们说不许吵醒大舅，哥俩悄悄穿好衣服，跟妈妈上山背红薯去了。”父亲心里又是一阵感动。

“支书，这里离场上不远，我去走走，红薯熟了你自己吃，不要等我。”没等支书挽留，父亲快步出门。

时间还早，场上的人不多，父亲来到供销社，买了五角钱水果糖，又问售货员要了纸和笔，匆匆写下一段话。

回到吉多寨，刚好支书不在家，父亲放下水果糖和字条，悄悄离开。

父亲沿着村道一路小跑，直到完全看不见支书的小木屋才慢下脚步。

回家的路，父亲走得格外轻松，因为，他留下的字条至少可以让支书他们放放心心地过好这个年。

“后来呢？没取到粮，你怎么给生产队交代？”我问父亲。

“后来回到家，我把吉多寨的情况讲给队长听，队长没说什么，队里的人也没责怪我。一年后，吉多寨开了两架拖拉机把粮食还上了。”父亲对还粮的经过叙述得不是很详细。他说：“那时我不在家，听说龙支书还向队长问起了我。那么多年过去了，龙支书、麻队长他们的模样我一直记得很清晰，只是那两个喊我大舅的小男孩，恐怕见了面也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