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作者：谭戒甫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0年4月

作者：王

琯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0年4月

校注：王利器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白马非马”是先秦诸子百家形名家典籍《公孙龙子》（原名《守白论》，后唐代学者为其作注而改为《公孙龙子》）中一个最著名的学术观点。然公孙龙的“白马”之辨，在历史上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公孙龙曾与孔子六世孙孔穿，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进行过激烈地辩论。终因邹衍“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一段贬斥之语被平原君罢黜。所以，很多人认为公孙龙的学问是“诡辩”之术。古且勿论，今人亦有以西方哲学思理和观点为依据，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属唯心论的观点。

其实，片面地将公孙龙的“白马论”定性为“诡辩论”“唯心论”，有失公允，多有偏颇，不可全取。尤其是后一种，至少犯了以西概中，以今律古的错误。故此，很有必要对先秦诸子百家中形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作一番探究。

“形名家”起于何时难以确考，“形”“名”二字，最早出于《庄子·天道篇》引所谓《故书》一语：“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庄子此语说明“形名家”在公孙龙之前早已有之，不过没有引起人们关注而已。先秦典籍《战国策·赵策》中苏秦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更认定“白马非马”为当时形名家的代表性学术观点：“夫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要了解《公孙龙子》的主要观点，自然得了解一下该书作者公孙龙。我们先看几则有关公孙龙的古代文献：其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其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其三，《盐铁论校注·第三十一》：“公孙龙有言：‘论之为道辩，故不可以不属意。属意相宽，相宽其归争，争而不让，则入于鄙。’”按第一则说法，公孙龙为孔子弟子，小孔子五十三岁。至孔子离世（公元前479年），年不过二十（当生于公元前499年左右），为孔子晚年弟子，没有留下详实生平史料和著述。故而，不可能是著《公孙龙子》之公孙龙。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孙龙子》一书中的学术观点既非道非儒，其学术独成一派；二是著《公孙龙子》之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公元前309-266年）有过论辩，且为赵平原君赵胜之门客，与孔子弟子公孙龙相去二百多年。如此看来，这两位“公孙龙”不过是姓名相同的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罢了。第二则之“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中的“公孙龙”确为著《公孙龙子》之公孙龙。从第三则西汉桓宽所著《盐铁论》引述“公孙龙”的言语观点看，正与《公孙龙子》中的论辩方式相符，故而为赵国之公孙龙不假。《盐铁论校注（定本）》引晚清学者王先谦（王启原）注云：“案孔子弟子公孙龙字子石。七国时著书者又一人。据下所言（笔者注：见上述《盐铁论·第三十一》中公孙龙所言），则平原君之客，非圣门弟子也。”综上所述，著《公孙龙子》之公孙龙并非孔子弟子公孙龙，应该是一位生活在赵惠文王与平原君赵胜时期，且在当时还没有太大影响的学者。

俗话说：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公孙龙作为古代著名的辩论家，其学术成就与论辩智慧也得到了古今不少学者的认同、继承与弘扬。就研读成果而论，现当代学者中以谭戒甫、王琯二位最为突出。谭戒甫（公元1887—1974）原名民，改名铭，字介夫，用戒甫，湖南涟源人，现当代著名学者，擅长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研究，著有《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王琯（公元1896—1960）名琯，字献堂，初改名家驹，后改名献唐，号凤笙，山东日照人，现当代著名学者，著有《公孙龙子悬解》。此两部著作分别成书于1957年和1926年，二位学者对公孙龙其人其书考据详实、注解精到、观点中肯，为后世学者了解和深研形名家学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下面，本人试结合《公孙龙子》的原文以及后世学者主要观点，看看“白马非马”这一论题的哲学理路与逻辑推理过程，以此管窥公孙龙对中国古代哲学和逻辑学所作出的贡献。

要弄清公孙龙何以得出“白马非马”这个结论的原由，一方面得从何谓“形”“名”入手。从古汉字学角度看，“形”字没有甲骨文，金文也未见录，始见于秦代小篆，古字同“刑”与“型”，有“模子”“典范”之意，所以古代典籍中之“刑名”即为今之“形名”。“名”字很古老，从甲骨文到隶书均有，《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据此，“形”为目之所及之形态、形状，“名”不过是人为“自命”而后约定俗成的称谓罢了。在这个问题上，现当代学者谭戒甫的观点值得参考，他在其著作《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说：“‘形’‘名’二字的含义，若利用现代的语文作解释，是容易清楚的。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形名家只认有物的‘形’（形兼色性说），不认有物的‘实’。他认为‘形’只是物的标识，‘名’只是物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弄清了“形”和“名”基本含义后，戒甫先生继续论道：“若人由‘名’求物，由物求‘形’，是易见的。若必由‘名’求物‘实’，那个‘实’究竟是什么东西，很难说的。即或能说，而所说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还是很难的。然则‘实’这个东西，终于不可捉摸，只好归到‘形’和‘名’罢了。”戒甫先生基于对“形名”的理解，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这一结论是这样得来的：“白马是物有马形而为白色，即《公孙龙子·白马论》所谓‘合白与马，复名白马’的意思。若把算式表示当为：白+马=色+形。由此看来，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论题，大意当是：‘白马’就是‘白马’，不得偏去一个‘白’，也不得偏去一个‘马’，不可说‘白马’为‘白’，自然也不可说‘白马’为‘马’了。”

在我看来，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像今人一般采用染色体、DNA结构，乃至分子、原子等来准确定性不同物种和物质，仅以肉眼所见的“物”之形态、形状来区分物的种类，这就是物之“形”，继而给不同形态、形状之物“形”人为地命一个“名”，这就是“形”与“名”。“形”是目之所见的物之标识，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客观性的特点，一般来说比较固定，比如鹿有鹿“形”，马有马“形”，不可颠倒易换。而“名”则是人的意识对具有某“形”之物的表达，更具主观性。正因为“名”受人的意识的干预，同“名”未必是同“形”之物，同“形”亦未必是同“名”之物了。故而，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道理：有定指之“物”=“物”之形+人们为此“物”所命、且约定俗成的“名”。尽管“物”之形为“物”之标识，但在现实中常以“名”来表达和传递。譬如什么是“马”？在形名家那儿：“马”就是“有四蹄、无角、背鬃和尾鬃”之形，与被人们命之、且约定俗成的“马”名的主、客观高度复合物的统一体，在现实中以“马”名表达（语言传递符号），但又以“马”形为主要标识（核心区处标识），若非如此，那么万物就无法区处了。这也是形名家以“形名”括尽世间万有的原因之所在。然古代形名家以“形名”区处的所谓“物”也只能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物”，属于形而上的“体”，不是形而下的“器”，就是说在现实中无法落到“实”物之上。因此，公孙龙之所得出“白马非马”这一推论，这是因为“白马”=“白”+“马”=“色”+“形”，“白马”就是“色”“形”复合而成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形而下的“器”之“马”，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形而上的“体”之“马”是不能划等号的，即“白马”既非“白”（色），也非“马”（形），从而推论出“白马非马”。由此可见，“白马非马”论不是“诡辩”论。

另一方面，还得结合公孙龙的论辩原文，分析公孙龙得出“白马非马”结论的推论过程与理由。尽管公孙龙论“白马非马”的过程非常复杂，但细细思来，核心论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色”“形”二端辩得“白马非马”。有人问公孙龙如何解释“白马非马”，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王琯先生对此理解得比较到位，他说：“此节以‘色’‘形’二端辩白马非马。言马之一辞，所以名其‘形’；白之一辞，所以名其‘色’；彼‘形’此‘色’，类别不同。故曰‘白马非马’。”意思是说，“马”指的是“形”，而“白”则指的是“色”，“形”与“色”是两码事，由于类别不同，所以不能视为一回事。另外，“马”为“形”，而“白马”为“色形”的复合，“形”与“色形”自然不可等同视之。所以“白马非马”这个结论也就成立了。二是从“共名”“别名”辩得“白马非马”。有人试图以“求马”来否定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推论，公孙龙从“马”之“共名”与“别名”的角度进行了反驳：“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未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对此，王琯先生释解道：“马为共名，群色之马含焉。求共名之马不计马色，黄、黑诸马皆可入选。白马为别名，单指马之色者而言。求白马，非合所求之色，只以黄、黑诸马应之，无当也。”不难看出，之所以公孙龙能够推论出“白马非马”这一结论，是因为马为马之“共名”，这个“共名”含括了各色之马，诸如白马、黄马、黑马等等。而白马、黄马、黑马等各色之马均为马之“别名”，与马之“共名”是有区别的。在现实中，马各有色，绝无无色之马，“共名”之马只是具有“形名”的“名”而已，在现实中无从寻找；白马、黄马、黑马等为马之“别名”，说到底就是现实中能够找到的马之“实”物。“共名”与“别名”之异同就是物之“名”与“实”的区别。如果非要说“白马是马”“黄马是马”或“黑马是马”，就等同于“共名”（“名”）就是“别名”（“实”），逻辑上绝对说不通，故而“白马非马”的道理也就清晰明白了。

两千多年过去了，公孙龙连同他的学术之所以没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是因为“白马非马”这个论断直接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与逻辑学，凸显着中国古代传统文明“知性”的一面，成为中华文明“知性”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公孙龙的“白马论”涉及到西方哲学提出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两对哲学范畴，故而“白马论”堪称中国古代哲学的鼻祖。就“一般与个别”这个问题而言，“一般”是对同类事物共同部分、方面或者本质的抽象概括；“个别”则为具体的事物，比“一般”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同理，“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一般”和“共性”寓于“个别”与“个性”之中，是对多个“个别”和“个性”的抽象概括，反映事物的普遍性特征，而“个别”与“个性”则是“一般”和“共性”的具体体现，反映事物的特殊性特征。因此“一般”“共性”与“个别”“个性”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绝对不能等同起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从“形名”角度，发现“马”之“一般”和“共性”（凡“马”均具“四蹄、无角、背鬃、尾鬃”之“形”与“马”之“共名”）；从“形色”的角度分析，“白马”除具有“马”之“一般”“共性”特征以外，还具有“个别”“个性”之特征（“白马”=“白”+“马”的复合体，故而，“白马”是“马”的“别名”）。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这样的哲学观点和思维理路。

其次，公孙龙的“白马论”从论题的提出到结论的推定，直接涉及到概念、概念的外延，以及推理方法等逻辑学的问题。故而，公孙龙的“白马论”可视作中国古代逻辑学的滥觞与雏形。我个人认为，逻辑学之所以发明“概念”以及“概念”之“外延”的主旨，无非是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帮助人们对世间万有进行“分门别类”而已。所谓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而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数量与范围。对于同类事物而言，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一般只有一个，而反映概念数量和范围的可以有千万条。毋庸置疑，公孙龙的“马”可以视作“马”的概念，反映的是“马”的本质属性，而“白马”“黄马”“黑马”等可以视作反映“马”这一概念所涵盖数量及范围的“外延”。“概念”与“外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故而不能等同视之。从这个角度理解，“白马非马”这个推论是合乎逻辑的。王琯先生还从逻辑学所谓“关门捉贼”之法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公孙龙“白马非马”中“白马”与“马”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说：“以‘马’为大圈，‘白马’为小圈，即见以大容小，证‘白马’在‘马’之中，莫能自外；而‘马’舍容‘白马’外，尚有余地以容他物。其范围大小之不同，已可概见。”这段话不仅把“马”这一概念以及概念的外延道了明明白白，还解释了“马”与“白马”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譬如“法律”与“中国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包含“中国法律”，“中国法律”被“法律”包含，“法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法律”则是“法律”概念中所涵盖且有定指的“外延”。故而“法律”不等同于“中国法律”，反之亦然。以此类比，“白马非马”这一推断从逻辑学的角度还是说得通的。

总之，公孙龙的“白马论”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而且受到当时科学技术原始落后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相对于当今从西方传入的哲学、逻辑学的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者抹杀公孙龙对哲学、逻辑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公孙龙的“白马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与逻辑学的滥觞与鼻祖，这两门学问在中国古已有之，绝不是西方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