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入职某高校，教中文。无论是课堂外练课，还是课堂内授课，凡涉古诗文，大家无一例外都要“翻译”一番。当时我已觉不妥，然而说不出所以然。

后来，长年讲授一门叫做“古代汉语”的课，随着教学的深入，与学生互动越来越多，也就明白了个中道理。

思考，是从一个学生好奇的提问开始的。她说：“老师，外语系的老师可以用英语讲授英语，用日语讲授日语，您能否用古代汉语讲授古代汉语呢？”我答：“不能”。又说：“好像我们无需懂得文言作品写作年代的发音，同样能懂解原文，是吧？”那学生似乎有些不解。我解释道：“我们读文言作品，或默读、或朗读，要么用普通话，要么用方言，无论普通话还是方言，都与文言作品创作年代的实际发音相差甚远。而这有何妨？我们理解文言，关键是汉字及上下文；至于汉字发音所属音系，以及上下文音串，对于理解文义，影响甚微。”那学生说：“那么，当我们读到任何一首古诗文，开口的瞬间，那古诗文已与时俱进而置身当代语境，与当代语音体系无缝对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这真可谓“起予者商也”！

循由此番对话继续思考，“翻译”用在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之间为何不妥，我也就能说出所以然了。

于文言称“翻译”，乃基于“古代汉语”这门课程而成立，而“古代汉语”这门课基于西方语言学而建构。王力先生是创立这门课程的重要代表，依其所倡，“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语言学，其本质是口耳之学，总不离听觉这一范畴。而经史子集中的文言，非目治不能解，也就是说，必须经由视觉才能真正明白原文所指，未曾过目而单凭耳听，除非神圣，终不可解。用属听觉范畴的学问来处理视觉范畴的问题，也即用西方语言学来指导文言教学，终归是方圆凿枘、扞格难通。

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或误导性，“古代汉语”这个名称就让人们误以为：文言是古代口语的实录。今人有今人之口语，故古人之口语及其实录无所用乎当代，学之作甚？加之“现代汉语”助攻，二者联盟，更强化了误导，坐实了误解。

误解一旦坐实，则视同真理。心想，既然文言是古人口语之实录，则必然离我很远，因此，我要理解其义，必须“翻译”。“翻译”这一名称于是乎得以确立。而反过来，“翻译”一词又进一步强化这一暗示：文言是过时的古代产物，离我们很远。因为翻译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本就是针对异域地理空间而言，由于未曾反思，念顷之间，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便混为一谈。于是，我们从“鹅鹅鹅”开始就勤于“翻译”，一直翻到“大学语文”，甚至到大学中文系，而心与文言的距离，依旧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这难道不也拜“翻译”所赐？

文言，顾名思义，是文与言的互动，是文字对口语的雅化。雅化的方向，是汉字化，是把口语的表达转化成文字的表达。在转化过程中，必须经过不同程度的舍弃，口语才能实现文字化。首先，要在互动中不同程度舍弃原生态的发音，原生态的口语音在与汉字音互动中重新发音（文读），而汉字音，是“声成文，谓之音”；其次，是在互动中酌情舍弃原生态的语法，语法转化为文法，然后文通字顺，“辞达而已矣”；而始终不舍弃的是意义，意义的听觉呈现转化为视觉呈现，口语表达也就成了文言作品。

文与言互动，其结果可以偏文字，也可以偏口语，也可以适得其中。偏文字，就是文言文；偏口语，则属白话文；适得其中，是为文白相间之文。文言文，主要靠眼睛理解；白话文，单凭耳朵可以理解；文白相间之文，或耳或眼，皆可理解。由此而观，所谓用白话文“翻译”文言文，只不过是稀释其文字化溶度，使之更加口语化。从本质上说，翻译基于两种异质语文而展开，而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并非两种异质语文间的转换，所以并不适用“翻译”。

汉字晚于口语，故越在汉字产生早期，汉字尚不完备，字数本少，文与言的互动结果越倾向于文字，而常人就愈难懂解。常人不解，片面归因于时间久远，而不知实则是自家识字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故《尚书》之佶屈聱牙，《周易》之欲说还休，必依赖“翻译”然后才敢开卷，这是当代一般读者的普遍心理与认知。

其实，文言是一种表达能力，即双向运用汉字与口语的能力。口语可以自然习得，故打通文言的任督二脉，关键在识字。识字的深度、维度决定运用文言的深度、维度。而于文言称“翻译”，其真正所指，是自由出入文字与口语。而这种实践，古人自入学始，无时不在进行。入学习字，就意味着学习用汉字雅化口语，据此理念而习字的传统一直传承至清末，如陈惟彦《幼学分年课程》第一阶段就包括“口授俚语，令学童以文言达之”。幼童稍长，则读经史，素读后必读注本，而郑玄《三礼注》、颜师古《汉书注》等古人的经史注解，其中就包括用偏口语化的表述串讲偏文字化的原文。

总之，文言中言“翻译”，实属不当之名。语言是魔咒，一旦被它施了定身法，思想之路必然偏了方向。我们被“翻译”施了定身法已有百余年，如今，解除魔咒、解构“翻译”，从而为文言正名，到时候了。然则何以名之？曰“语释”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