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老栓正坐在门槛上，坐在门的暗影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门外，秋雨沥沥地下着，那棵光秃秃的苦梨树静默在雨里，树上几颗残存的苦梨子被浸泡得发胀，一些落叶凌乱地粘在地上。

老栓不时朝门外看看，那张脸苍老得如同门外的苦梨树皮，模糊在他不时喷出的一口口烟雾里。

“他爹，孩子的事咋办？”老栓的老婆边收拾碗筷，边问坐在门槛上的老栓。

“咋办，我不是正想出去嘛，你看这雨下的让人心烦！”老栓拿着烟斗使劲地敲着旁边一块石头。

老栓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一家子着实高兴了一阵，可这股高兴劲儿没维持多久，愁闷的气氛就笼罩了老栓一家子，老栓急啊，儿子那么一大笔学费从哪儿来。

这些日子，老栓的老婆似乎和家里那几只老母鸡结上仇似的，每天晚上都要把母鸡搂在怀里，把鸡屁股抠一遍，一只黑母鸡被抠出一滩黄稀稀的汁液后，脚一蹬竟然死了。

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还打上了大黄牯牛的主意，大黄牯牛卖与不卖，老栓与老婆争吵了大半夜。第二天，牛客来的时候，老栓正一边抚摸着大黄牯牛光滑的背脊，一边给牯牛梳毛；而老栓的老婆正倚在门槛边，不时拿围裙擦着眼睛。

老栓是个老实人，见了人吭哧吭哧半天说不出话，从来拉不下脸来求人。这次为了儿子学费的事，被老婆逼着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找遍了。

那段日子，老栓进出门都低着头，唉声叹气，头发似乎一夜之间都白了。

老栓每天都要掐指算算开学的日子，算算攥在手里的钱。该卖的都卖了，该借的都借了，可还差一大截呢。望着家徒四壁，老栓的脸比手中搓捏的棕叶还要烂，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天晚上，村支书披着一件破旧的夹袄来到老栓家里。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木墩上的老栓像一段枯木靠着土墙，把头都低到裤裆里了。

“孩子的学费若的了？”村支书边吐着唾液卷着老栓递过的旱烟，边问。

“还差一大截呢。”老栓叹了口气。

“叫村里的老少爷们再凑点。”村支书像是问老栓，又像是自言自语。

“好多我都借过了，还好意思上门？”

“你莫管，我来办。不能让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上不起学。”村支书朝火坑里吐了口痰，炸得土灰起了个窟窿。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村口那棵老枫树上的喇叭又响了起来，是村支书鸭公一样的破嗓音：“村里的老少爷们听着，今儿跟大家说个事儿，老栓的娃考上了大学，学费还欠得多哩。我晓得老栓跟大伙借了，如今还要再帮他一把，老少爷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娃儿上不起学，咱们村的脸往哪搁，咱们的娃要不要出息，咱们村以后还指靠娃呢。多的多帮，少的少帮，完了！”

这以后，村民们忙着去赶集，一拨一拨地去，挑的挑鸡啊鸭啊，赶的赶猪呀羊呀，那些猪羊有些还是架子猪、半大的羊。“这些也拿来卖？”外村人惊奇地看着这个村的人，不知道这个村的人在干什么，以后还怎么生产，怎么生活。

每天晚上，总有村民三三两两地来到老栓的家里，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把一叠汗渍渍、毛了边的五元、十元的票子递到老栓的手里。粗糙的手碰在一起，老栓的嘴唇抖动着，几缕花白的胡子一颤一颤的。

那个午后，村里的老田也来了，一头沧桑的白发，一脸的愁苦和憔悴。

“老哥，你若的来了，不是去料理华仔的事了么？”老栓问。

“昨儿回的，到村里听了你家的事，就来看看。”

“我都帮不上你忙哩，华仔的事搞好了么？”

“都搞好了。——这些钱你拿去，让娃好好上学。”老田递过一叠崭新的钞票。

“这钱我不能拿，这是华仔拿命换来的钱哪。”老栓用手挡着。

“娃上学重要呢，娃不读书，又是挖煤的命哪，又是走我娃的路。娃没有出息，村里还有什么盼头！”老田的泪流了下来。

“娃啊，你都看到了，你能上学，都靠乡亲们哪，你以后可不能忘本！”老栓泪流满面，转头对着儿子说。老栓的儿子正仰起脸，扭头看向门外，一滴泪悄悄地滑落：

——那里，苦梨树正站在秋色斑斓的深处，暖暖的阳光、冰蓝的天空在枝头跳荡，跳荡着一个暖暖的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