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就地转业的父亲带着全家，回到原籍花垣县窝勺乡卜如坪村几头角寨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四面环山十分闭塞的苗族山寨，只有30来户人家。迁来后，我们姐弟三人全部失学，只能帮助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姐姐12岁，我才10岁，妹妹则只有9岁。由于是外来户，出身不好，我们唯一的朋友，就是一只黑色的母狗，我们把它叫“大黑”。

这年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天空下着雪花。父亲扛着锄头出工，长年生病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傍晚，母亲估摸父亲要回来了，交代二姐煮夜饭。二姐打开米缸，愣住了，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再打开碗柜看，油盐也没有了。二姐顿时不知所措，又不敢让生病卧床的母亲知道，急得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厨房门后面哭了起来。这时父亲收工回来了，听说没米下锅后，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抬头看着寂静的夜空，看着失修多年的破旧木房，自言自语：“这么下去可怎么得了啊？”

这时，屋里传来母亲的喊声，母亲对父亲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想吃饭。你和孩子们想法吃点东西吧。”父亲听后，只能沉默。他知道母亲不想吃饭是假的，知道没粮了才是真的。

第二天是麻栗场赶场，父亲想拿点东西到场上去变卖，换点油盐和日用品回家，找了半天，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找到，这时“大黑”带着几只可爱的小狗欢跳着进来，父亲慢慢地说：“看来只有把这几只小狗卖了，熬到下个月生产队发口粮就有饭吃了。”

听说要卖掉小狗，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爹，别卖我的小狗。卖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父亲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三儿啊，你娘身体不好，不卖掉小狗，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你娘会饿死的啊。”父亲的眼眶湿润了，继续说：“只要大黑还在，以后还会生下小狗的……”

我哭了，轻轻地说了声：“好吧。”

第二天，我和父亲早早地起了床，背着4只小狗出了门。一路上，大雪还在下着，路上积着厚厚的雪。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小路上，到乡场时已经快中午了。

大雪天，赶场的人寥寥无几，格外冷清。我和父亲守了大半天，没有一个人来买我们的小狗，一直到天快黑了还是无人问津。小狗为了取暖，紧紧地靠在一起不停地打哆嗦。它们根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当我把它们放出来时，它们还像往常一样，一会儿在父亲身边蹦蹦跳跳，一会儿又走到我的身旁，用小乳牙咬我的裤脚。我因为没人来买狗而暗暗高兴，而父亲则愁容满面。

天快黑了，父亲无奈地背上小狗回家。我们粒米未进，拖着站得麻木的双脚在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母亲非常高兴，问道：“现在好了，可以有一顿饱饭吃了。狗卖了多少钱？”母亲哪里知道，小狗根本没有卖出去！

父亲硬着头皮到隔壁的书成叔叔家再借10斤米和一背篓萝卜回来，开饭的时候，已经大半夜了。那些年头，有余钱剩米的没有几家，借别人的米，下个月生产队发粮时就得马上还上，否则就不好再借了。我家每个月都要向队长“求情”提前预支口粮，如果得不到批准，家里就要断粮挨饿。尽管一年到头吃的都是红薯萝卜饭、青菜稀饭，还经常上顿不接下顿，我经常半夜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们非常盼望过年，年三十那天兴许能吃上一顿大米饭。

有一年，生产队里杀年猪分肉，是按工分分配的。我家工分总量达不到分配年肉的标准，连一两肉都没有分到。年三十那天，全家围着冷冷清清的灶台，谁也没有提起过年吃肉的事。这时，门被敲响了，书成叔叔端着一碗黄豆炒肉走进来。那一瞬间，我们都几乎流了泪。

开春后，有一次母亲插秧时突然晕倒在田里。医生说是病人身体不好，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必须要补充营养。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给母亲补身子呢？父亲思来想去，把眼睛盯向小狗。为了把我支开，父亲叫我跟别的小孩子玩，我高兴地走了。可是，父亲看着小狗的眼神让我不安，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于是跑着回家。回到家时，锅里的水早已烧开了，父亲正将麻绳套住一只小狗的脖子，准备用木棍打它的头。我哭着跑过去，用身子挡住小狗。父亲的手也软了，任凭我放开小狗。小狗跑了，父亲蹲坐在地上，这个在军营里、在战斗中都没有掉过泪的汉子，流下了悲怆的泪水。好一会儿，我突然感觉有人拉我的裤腿，低头一看，竟然是那只逃命的小狗。它又回来了，在我们的面前摇头摆尾，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和父亲，似乎在说：“你动手吧，我不逃了。”

我抱起小狗，父亲把我们搂在怀里，全家人都哭了。

后来，我们迁回花垣县城。如今，我们三兄妹个个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往事，除了苦难，还有温情。那个叫“几头角”的苗寨还时时在梦里出现。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我们的祖国正朝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迈进，历史的悲剧绝不会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