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一千六百多年前，随着南朝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史官范晔，将“盘瓠”这个民间传说进行改造并纳入“正史”后，“盘瓠”之说，可谓众口不一，莫衷一是。所道所论，或虚实难辨，或荒诞诡谲。

尽管古今之人对于“盘瓠”存有不同的说法，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为“图腾”说，即以传说中“盘瓠”作为本民族或族群的崇拜图腾；二为“始祖”说，即以“盘瓠”为本民族或族群的祖先；三是“图腾”“始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文化现象至今还留存于我国南方苗族、瑶族、畲族、仡佬族等多个民族的风俗文化之中，瑶族的《盘王大歌》，苗族的《古老话》中均涉及盘瓠传说与对盘瓠的信仰和崇拜。然今人在对盘瓠文化的研究和挖掘过程中，却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诸如错把“神话”当“正史”，倾向于以“盘瓠”（神狗）为某个民族“始祖”或“祖先”的人大有人在；治学不严，随意附会，断取古代“正史”（《后汉书》）、“野史”（《武陵记》《荆州记》和一些古代方志）、文学作品（《风俗通义》《搜神记》）中的资料，以及民间传说里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作为某个民族“民族文化”源头者，也不在少数。

那么，“盘瓠”之说，源于何处？用意何为？今人探索研究此说须注意哪些问题？凡此种种，都有待于我们考辩裒判，释疑解惑。

首先，“盘瓠”之说，源于何处？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盘瓠”之说的来源十分复杂。然古今学者论及“盘瓠”，均以南朝宋国史官范晔（公元398—445）所著“正史”《后汉书》所载《南蛮西南蛮夷列传》一文为据，或从文献角度上索下求，辨真伪、明理义；或以此印证古今某个民族、族群所存之习俗，考据民俗民风乃至民族文化之“源”。我在译注清代宣统版方志《永绥厅志》时，发现宋代罗泌《盘瓠辨》、明代侯加地《盘瓠辨》、清代刘绍谦《后汉书南蛮传辨》，以及清代湘西永绥厅官员陈长镇《拟苗疆纳土归流谢表》等文献中都曾论及。如陈长镇《谢表》云：“高辛绩纪犬戎，窍岩峦而孕气（注：犹言高辛帝与盘瓠，盘瓠与辛女一事，以及盘瓠苗栖息地、习俗、民族性格等）。或居松外（注：松外，唐代为牢州，今之四川攀枝花市），或据黔中。牛角贻孙，家习凶残之性。”由是观之，所论所记明显受《后汉书》范晔之文的影响。

范晔文中的“盘瓠”一说，原原本本摘自于早于他200多年的东汉学者应劭(约公元153年-196年)所撰《风俗通义·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风俗通义》下册489页）中的一篇文章，只不过范晔在应劭之文的文尾加上了“今长沙武陵蛮是也”一句。大量的文献资料证实，“盘瓠”之说肇始于东汉的应劭，形成于以范晔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且有大量有关“盘瓠”的文献书籍存世。从文献版本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有关“盘瓠”的文章之间，或转抄，或附会，或互释，或损益的痕迹十分明显。诸如三国·鱼豢(生卒不详)之《魏略》，晋·郭璞（公元276—324）的《山海经注》、《玄中记·狗封氏》，晋·干宝(公元283―351)之《搜神记·卷十四》，南朝宋人盛弘之（生卒不详）的《荆州记》，南朝齐人黄闵之《武陵记》，以及北魏郦道元（公元？—537）的《水经注·沅水》等。这些都是后世之人研究和阐发“盘瓠”文化的早期文献资料。

“盘瓠”一词与“盘瓠”之说虽最早出自应劭之口，但并非应劭所创，实为应劭对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和人为加工。《风俗通义·佚文》篇里“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句中“仆鉴”“独力”两词，古代注家“皆未详”其意。然据当代一些学者研究，“仆鉴”“独力”由壮语音译而来，分别为“山洞”与“孩子”之意。故“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可释作“扎起洞人一样的发髻，穿上孩子一样的衣服。”可见，“盘瓠”之说的雏形来自民间传说不假。查阅《史记·五帝本纪》相关条目，以及《中国古代史·上古篇》（夏曾佑著，中华书局2015年版）之《少昊氏颛顼氏》《帝喾氏》等篇目，虽说上古之事多为神话传说，然唯独“盘瓠”神话未见有载。有趣的是，后人为了坐实“盘瓠”这一不见经传之事，可谓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乃至于不惜凭空臆造、弄虚作假，以此糊弄世人迄于今世。历史上，首个为应劭之“盘瓠”找“出身”的人，当数三国时期曹魏郎中、著名史学家鱼豢，他在其著作《魏略》中说：“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大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瓠”，即今之葫芦，嫩而可为蔬食，老而刳其籽可为盛水之具；盘，刳木为盘，可盛瓜果食物。其后，晋·郭璞、干宝，南朝黄闵、范晔，北魏郦道元等依葫芦画瓢，将“盘瓠”的“出身”载入自己的文章著述之中，尤其是黄闵还在当时的“武陵”之地找到了“盘瓠”的栖居之地：“武山，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辰州图经》云，隍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武陵记》）。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沅水》中说得更明了：“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由此可见，“盘瓠”之所以落户湖南西部之地，皆因干宝、黄闵、郦道元所“记”。到了隋唐时期，“盘瓠”的“出身”似乎又有了新的变化，如唐代王通明《广异记》中说：“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注：特，公牛也）。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下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也。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姓田、雷、再、向、蒙、旻、叔孙氏也，其后苗裔炽盛，从黔南逾昆、湘、高丽之地，自为一国。幽王为犬戎所杀，即其后也。盘瓠皮骨今见在黔中，田、雷等家时祀之。”如此看来，“盘瓠”之名之说实在是“玄之又玄”了。

其次，历史上“盘瓠”之说，有何用意？古语有云：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有关“盘瓠”之说的文章所载之“道”，实属古代史官及一些文人侮辱贬损边地少数民族之作。

有些人认为，盘瓠传说是用朴素唯物主义生命观阐释人类起源问题，并以汉朝有“狗未央”、西晋有“狗才”之人为证。据说“狗未央”出自一部明代人王常所编《印薮》的古印谱，然史料并无记载，其说不足为据。历史上只有“苟”姓，此姓本为“敬”姓，因避讳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名，改“敬”为“苟”，而非姓“狗”。故此，“盘瓠传说为人来起源说”纯属无稽之谈。狗，虽然是人类驯化的较早的动物，也被称为人类“忠实”的朋友。但在中国古代所有驯养的动物中，“狗”的确是贬多褒少，诸如“狗彘不如”“鸡鸣狗盗”“蝇营狗苟”“狗胆包天”“狼心狗肺”“狗仗人势”“人模狗样”“狐朋狗友”“鼠偷狗盗”，就连道德败坏之人也被称之为“狗官”“狗子队”“狗腿子”等等。作为一种《图腾》或神话传说倒无伤大雅，如列入“正史”并与民族或族群的“始祖”相关联，乃至牵强附会成所谓“人祖”，自然该另当别论了。故此，我们重点来读读《后汉书》中那段四百来字的“权威”记载：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蛮夷列传第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第10册2829页）：“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鎰，邑万家，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闕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史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其诸子。衣裳斑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曰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从范晔的这段文字看，满是对西南苗、瑶、壮、畲族等少数民族的贬损和歧视。一曰人祖盘瓠（祖先为“帝之蓄狗，其毛五色”）；二曰悖伦失序（兄弟姐妹“自相夫妻”）；愚顽守旧（“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三曰习奇俗诡（“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兰，语言侏离”）；四曰忤逆法度（“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梁，梁津关卡；符传，通关文书）。如果说范晔的文字表述还算含蓄的话，同时期的学者那就来得更为直接和赤裸。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郭璞干脆来了句“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封为狗民国”。文载其《玄中记·狗封氏》：“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以三百户。’帝之狗名‘盘瓠’，亡三月而杀犬戎之首来。帝以为不可训民，乃妻以女，流之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百里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封为狗民国。”南朝宋之文学家、盛弘之更是在其《荆州记》中直接说“盘瓠子孙，狗种也”。其原文为：“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北是盘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陵溪之北。”隋唐以降，持此说法者亦不在少数，凡此种种，于此不一一列举。

究其原因，当与古代一些史官和文人不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为迎合古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或出于自身对历史事件的偏见，把古代某个时期的战乱导致的邦国天下的衰败，片面地归咎于边地少数民族的“叛乱”所致，而不是从统治集团的内部查找原因，故而极尽贬损丑化边地少数民族之能事，以至于对后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花费大量笔墨从唐虞、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再从秦时到两汉，历数“蛮夷”为“边患”，多次攻城略地“侵暴上国”，其中多处夹杂“其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辄解而食之”等贬损侮辱之词。《传》末还不忘再来一番总结：“赞曰：百蛮蠢居，仞彼方儌。镂体卉衣，凭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参差聚落，纡于岐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