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里有两句耳熟能详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意思非常明白，生了孩子不送去学习，那是当爹的不对；教育不严格，孩子不成器，则要怪当老师的偷懒。把老师跟老爹相提并论，真是给足了老师面子。但清代老师的朋友圈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孩子王，就是小学老师。这话听着有点露骨，即一个人但凡能吃上饭，就别去当教书先生。这就让人纳闷儿了，清代小学老师的日常是啥样呢？

工资福利有点尴尬

中国古代的老师，根据学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应的称呼。比如，启蒙老师叫做蒙师，传授经学的老师称为经师，科举制确立以后还有举业师。但不得不说，作为小孩最初受教育的领路人，蒙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清代，蒙师通常便是指塾师。按照当时的学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龄(4到7岁)，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请教书先生到家中来教育本族子弟，此为家塾；条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钱人出资开办的学校中，此为义塾；还有一种是教书先生筹资办校，学生自费前往学习，便是私塾。这些学塾的教书先生，统称塾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小学老师。

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实在有点尴尬。有人曾归纳，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束修，便是工资，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项。即便如此，塾师的工资却并不怎么高。康熙时期，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祥，就在日记中记载过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最高的时候还不到2两，何况个别年份还有跌落。真不知詹老师能不能养家糊口。有些发达地区塾师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绪初年苏州彭氏家塾发给老师的工资是每月六千文铜钱，约合4到6两白银，不知道比詹老师高到哪里去了。

义塾老师可以“吃转饭”

除了工资，膳食也是塾师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有的家庭在聘请塾师时，会特别说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两餐不管住。总之，只要能够管饭，就会显得诚心实意，条件优厚。还有的家庭，虽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银两，变成工资的一部分发放。

而在义塾中任教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凡是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任凭哪一家恐怕也没有能力再额外担负起老师的吃饭问题。但不得不说，清代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还是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义塾的老师可以轮流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时人称为“吃转饭”，有点吃百家饭的感觉。而且，伙食质量普遍不差。据记载，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送饭时，每顿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

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清代的塾师，大多扮演着启蒙导师的角色。他们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礼仪，虽然期待这些孩子当中能够产生未来的国家栋梁，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中国古人对培养“士”的一贯追求。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个人在学术、道德上的成就。而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也被以后中国的诸多幼初级教师代代延续和发扬。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