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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淮光,1982年出生,重庆酉阳人,苗族,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诗刊》、《星星》、《民族文学》、《绿风》、《诗选刊》、《延安文学》、《散文诗》、《山东文学》、《精短小说》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200余篇,有作品被《意林》、《现代青年》等杂志转载;作品入选《乐山文学60年选集》、《春回天府》、《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选集》、《2012年中国年度诗歌》、《2012年好诗三百首》等多种选集;荣获乐山市第六届“郭沫若文艺奖”,2012年度全军士官优秀人才一等奖。
■本报记者宋亚娟文/图
“村庄安静,我的突然造访/狗吠声起,有木门吱呀开启/有小朋友陆续从篱笆墙飞奔出来……/我多像那个在河里炸鱼的人/扔出的一枚炸弹,水波荡漾/一圈又一圈,像美丽的圈套/在母亲的脸上,在父亲的额头……”这是今年夏天,乐山青年诗人廖淮光在博客上贴出的诗歌《在午后抵达故乡》。
2001年从故乡重庆酉阳到乐山武警部队当兵时算起,今天,廖淮光已经在乐山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12年。这12年中,他写诗,娶妻,生子,并在2012年收获乐山市第六届“郭沫若文艺奖”、“2012年度全军士官优秀人才一等奖”两个荣誉,完成了“从一个故乡再到另一个故乡”的成长和跋涉。
记者:就当前的文学环境而言,诗歌的受重视程度可能远远低于小说或者散文等题材,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快餐文化的盛行,纯文学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热衷诗歌创作,又是怎么看待当下诗歌或者纯文学遭遇的境况?
廖淮光:是的,诗歌发表难,受众面也窄得多。对于诗歌我也只是爱好,相对专注一点应该是2009年之后,一些老师在综合我的文学作品后认为“诗歌更有发展潜力”,我就将诗歌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
当下文学境况欠佳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作品。这和网络、平面媒体等带来的快餐文化有一定关系,但我个人认为,这更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心浮气燥,急功近利,也可以说是“精神”与“物质”的断裂。但我始终深信,好的文学作品终究会得到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尽可能地出精品、出好作品。文学是精神守护、是灵魂的皈依,是非功利性的,必须耐得住寂寞。所以,我认为凡是俯下身子,潜心创作,不说教、不高蹈都是值得尊重的;只要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贴近生命,不假大空,前境一定是乐观的。
记者:当前文学流派众多,诗歌也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文本流派。作为语言最为高度的集中,诗歌也在当前遭到如“脱离读者和大众”、“曲高和寡”等质疑。你在创作中是如何将“接地气”与艺术升华合二为一的?
廖淮光:我之前主要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做新闻的都知道,要报道好一个新闻事件,需要深入基层,了解更多的“真实”,我认为这些真实,就是我在后来文学创作中的土壤。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在第一时间随部队进入震中,持续工作了53天,在几十篇新闻报道的背后,除了自己的艰辛付出,还有我对生与死、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爱与奉献等很多东西的思考。这些东西,可以说贯穿于我的整个写作过程。将这些思考和感悟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努力使我的文字具有某种社会和现实担当,可能是我得到一些认可的原因吧!记得去年获得乐山市第六届“郭沫若文艺奖”的作品,组委会在评语中也是这么说的。诚然,对于诗歌我需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我想只有始终躬身于生活的低处,写最真实最熟悉的东西,在高处落笔,相信就能写出“源于生活且又高于生活”的作品。
记者:在你的大量诗歌中,以表达市井生活的最为普遍,不管是新近完成的《秋天深处》,还是《睡佛》、《清明节的羊群》,以及组诗《乐山地理》,抒发了内心浓厚的乡愁情愫。作为一名诗人,“故乡”二字对你意味着什么?
廖淮光:故乡是根,是灵魂的归宿地。我的老家在重庆酉阳,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小时候,真的渴望走出来,可现在走出来了,却依然深深爱恋着那个地方,渴望回归。当然,前者应该说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所以,我的作品,大多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体现民族的、地域的居多,比如前期参加“四川群众文学”征文,得到肯定并有老师专门评论的《捕魂者说》就是其中之一。而在乐山,我也生活工作了12年,这个第二故乡也完完全全融入了我的生命。因为热爱,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乐山的诗歌,比如你前面提到的《乐山地理》,还有我写的《峨眉河》系列组诗。酉阳是土司文化的支系,而乐山以佛文化闻名,我的根是传统的,但面对的是开放的,所以,我真的希望我能将这些东西融会贯通。当然,我更希望,我笔下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更是生存的故乡、是道德的故乡、是文化的故乡。
记者:作为一名“80”后诗人,你的创作更能贴近“80”后乃至“90”后群体的心灵世界,你觉得要让更多年轻人共享“诗歌的璀璨星空”,诗人们该作怎样的努力?
廖淮光: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困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吃饭穿衣,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80”、“90”后以至更年轻的一代,虽然生存压力、责任担当依然巨大,但更多是“精神”上的困惑。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贫瘠,已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矛盾和焦点。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草根一族”,为了改变生活选择漂泊的一大群人,比如打工族,新兴的城市居民,渴望更多的公平正义,关注和关爱。诗人应该具有社会担当、人性关怀,只有这样始终为道德和信仰鼓与呼,低处起笔,细处着眼,疼处下手,才能直击这个社会最为真实的一面,才能抵达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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