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邓里文/图

时间真的如白驹过隙，弹指即逝。认识张在军是在2010年初，当时，张在军还在乐山旅居，送给记者他新出版的《花香笔不香》与《文化苦语》。回家后，一口气把两本书读完。看得出，张在军像一个地道的乐山人一样，一直在关注乐山的历史文化，让记者感动和佩服。

11月29日，武汉大学举行了120周年校庆，张在军为该校所著的武大抗战系列《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与《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武大教授续编》也正式出版。在岁月的流淌中，“乐山与武大”血肉相连不可分割。这个承载着非常时期办学史的特殊校园，在张在军所著的新书中，谱写出了让人感动和思考的历史文化，为乐山人和武大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记者：为举办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你所著的武大抗战系列《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与《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武大教授续编》出版了。加上你之前出版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和《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一共4部书100多万字。读了你的书，我们深感震撼，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武大师生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你认为“乐山的武大”有什么特殊之处？

张在军：1943年5月，大名鼎鼎的李约瑟博士一行到乐山参观访问，重点考察了武大理学院的教研情况之后，他在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撰文说：“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乐山武大师生日后成为院士者，有近30人。

早期武大创立之初的主要领导班子和教授大都出自北大，如王世杰、皮宗石、周鲠生、石瑛、王星拱、陈源等人。尤其是乐山时期的流亡校长王星拱，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先生的“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才有大师云集乐山的辉煌局面。抗战时期从武大去联大的教授也不少，如燕树棠、伍启元、吴之椿、邵循恪、汤佩松等等，还有联大最著名的闻一多先生，是武大第一任文学院长。因此，可以说武大与联大有太多的“血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西南联大由于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武汉大学在乐山办学期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了武大百年校史上雄浑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画卷，阐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明”即明晓事理，“诚”即内心真诚，“弘”即抱负远大，“毅”即刚毅坚强。

记者：你的职业是房地产经理人，曾在乐山旅居多年，写作跟你的工作有多少关系？你是不是特别感谢这份职业，让你能跟乐山和武大结缘？

张在军：我在没有从事房地产工作之前，可谓“读万卷书”，做了地产之后可谓“行万里路”。“读”与“行”结合起来，无论对于写作还是地产策划都是大有裨益的。在工作中初接手一个新项目时，我不仅要了解项目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更要了解当地城市的历史人文情况。

我非常喜欢我这份挑战智慧的职业，这份职业让我走出书斋，不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这份职业让我能游走江湖、见多识广。也非常感谢公司当初派我来乐山工作，特别是在乐山工作的那段岁月，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负嘉州好韶光”。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专家还是历史学家，你觉得哪个“家”才适合你的个人和研究定位？

张在军：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梦想，长大了当个画家。上学后知道了神笔马良，我更想当个画家。为了圆我的画家梦，还读了三年美术专科。但是走向社会后在现实生活面前我明白，画画搞艺术不能当饭吃便放弃了。不过后来在深圳打工为混饭吃，还当过两年的设计师。

我写文章搞历史研究，也一直是业余爱好。尽管迄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了十几本书，还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但我并不认为我就可以冠称作家了，更不敢妄称历史学家。客观点说，我只是一个文史爱好者，写作爱好者更合适。帽子戴高戴大，对我没啥好处。

记者：你的笔下描述了一个时代、一群文化精英的独特生活工作状态，如果你做一个导游带领一群青年回到那个时代，你最想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张在军：一个大学如何，主要是考察其学术研究水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应该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这也是当下青年学生们十分缺乏的。

记者：你夫人是否支持你十年如一日进行文史研究这样的“多管闲事”？远则他乡采访考证，近则书房奋笔疾书，也花了很多金钱买参考书籍，追求文史研究过程中是否牺牲了家庭生活？

张在军：我的这点成绩的取得，肯定离不开夫人长期的理解与支持，否则我可能早就放弃文字了。我在乐山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她在广州带着一个宝贝女儿。我经常在千里之外“遥控”她，让她帮我在家查找资料，录入电脑发给我。那时我们两三个月团聚一次，即使回到家里，我也常常撇下她们母女俩自己在书房忙活。我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她的理解、甚至钦佩，所以她面对成人高考作文题《执着》，她毫不犹豫地写了我，并得了高分。当年武大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当初离家万里，夫人独自在沦陷区抚养7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所以，他在《张居正大传》完稿后也不忘表达对夫人衷心的赞颂与感谢：“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这段话也可以送给我的夫人，完全适用。

记者：您觉得迄今为止您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接下来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张在军：在我写的十几种各类体裁的作品中，相对来说，我还是觉得《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比较满意，尽管也有一些瑕疵。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的武大乐山史的写作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不排除今后我可能从这一历史中选取某个点或某个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我进行武大研究的过程中，我发觉乐山抗战历史真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富矿，还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比如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江苏省立蚕桑专科学校、四川大学在峨眉、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山东省图书馆文物在大佛寺、永利与黄海在五通桥等等。我想把一些快要或已经湮没的史料进行抢救、挖掘，然后写一部乐山抗战文化史，将我的“傻事”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