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耀

北宋初期，为了提倡读书风气，宋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虽然全篇只有短短七十个字，但这并不妨碍其千古流传。平心而论，赵恒笔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名句并非实指，而是指通过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后的宏伟蓝图。事实上，要想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也无需悬梁刺股那般费事；书本身，就含有这种神奇的功效。

雍正年间，清代学者全望祖进京赶考。无奈京城物价不菲，生活逐渐难以为继。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情况下，年轻小伙全望祖只好将带在身边的两万卷藏书典卖。将藏书换钱买米，全望祖才熬过了艰难的赶考时光。1736年，全望祖高中进士，并被荐举为博学鸿儒。可以说，全望祖能够金榜题名，他那两万卷藏书功不可没。

无独有偶，嘉庆十九年（1814年），自称“余生平酷嗜典籍”的藏书家吴骞，因庄稼歉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为了生计，吴骞选了一部分藏书出售，包括《毗陵集》等抄本。藏书减少了，但柴米油盐有了着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来此言不虚。

以书换米，比全望祖和吴骞更“狠”的，大概要数民国时期的藏书家、被鲁迅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干了。1933年以后，刘承干家道中落，为了生存，不得不将数十万卷藏书陆续出卖。刘承干曾立下“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的诺言，后来却不断变卖如此浩瀚而珍贵的藏书，足见其走投无路的窘迫。这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藏书，竟然帮助刘承干度过了20年的困境。刘承干的遭遇尽管凄凉，却也诠释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一句。

晚明大儒钱谦益，也是一名藏书家。名冠东南的绛云楼，既是钱氏与柳如是的居所，也是其藏书之地。后因维修绛云楼资金存在缺口，钱谦益只好割爱将极其珍贵的宋版《汉书》、《后汉书》卖给谢三宾。谢三宾是钱谦益的门生，却依然趁机砍价。最后，谢三宾如愿以偿地成为这套藏书新的主人，而卖主钱谦益，也因此获得了一千两白银。

如果说一千两白银的数额还不够巨大，那么十万两白银总可以称得上是“黄金屋”了吧。晚晴时，藏书家陆树藩“曾在上海经营湖丝。因亏欠巨款，将其父之藏书，尽数卖于日本岩崎”（参见近人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具体而言，陆树藩尽数售卖的藏书分别藏于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买家是日本的静嘉堂。这一次“大甩卖”中，陆树藩获得白银十万两。

从某种程度上讲，藏书人眼里的藏书，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因此，不论是把藏书置换成“千钟粟”，还是把藏书置换成“黄金屋”，多少都透露着生存不易、生活艰辛的信号。但如果以藏书来换取“颜如玉”，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了。

明代藏书家朱大韶酷爱宋版书。当时，吴门某书商有一部宋版《后汉书》，系陆游、刘辰翁、谢枋得三人手评。朱大韶知道后，便想购得此书。谁料，该藏家转让此书的条件令人咋舌——用婢女交换。为了获得这本宋版书，朱大韶最终还是放弃了心爱的美婢。站在朱大韶的角度看，他获得了心仪的宋版《后汉书》；站在该书商的角度看，他收获了一位才貌双全的美女。

以美婢换书，一方面可以看出朱大韶的嗜书如命；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缺少人情味。前面提到，用藏书换取“千钟粟”或“黄金屋”，或许是藏家的无奈之举；用藏书换取“颜如玉”，则另当别论。同样另当别论的，还有出让藏书换取一顶“乌纱帽”。

中唐时，宰相段文昌热爱文艺，颇喜书籍和字画。于是，当时的举人杨浑之便投其所好，“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参见《旧唐书·钱徽传》）受人钱财之后，段文昌自然投桃报李，极力推荐杨浑之。

除了杨浑之以书换官之事，《旧唐书》还记载了太原藏书家王涯的“光荣事迹”：“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王涯曾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东川节度使，通过出卖官位换取私人藏品，实在是滥用了手中的职权。

用书籍换取生活费，或许存在不得已的苦衷；用书籍换取美女和官位，则散发着“饱暖思淫欲”的人渣气息。说到底，读书和藏书的目的，如果充满“负能量”，则不如休矣。

（《阅读与梦想》类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