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宋亚娟

人物名片：

朱仲祥，夹江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89年停薪留职到成都某文学月刊担任编辑，其间在《四川日报》“原上草”副刊、《星星》诗刊、《城市文学》、《诗人》等报刊发表散文和诗歌。1990年获得乐山市政府首届“峨眉山文艺奖”特别奖，1997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文学专著《乡村的太阳》。在3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四川文学》、《啄木鸟》、《星星》诗刊等100余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获各类文学奖项数十余次。有作品收入《四川精品散文选》等多种选本，并进入中学语文试题和课外阅读篇目，著有散文、小说等文学专著6部。

2013年，是乐山作家朱仲祥的创作丰收年。继散文《峨眉山的云》获得《人民文学》首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大奖赛三等奖之后，诗歌《乌镇》又获得《人民文学》“魅力乌镇”全国征文活动优秀奖。在中国重量级的纯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一年两次获奖，这种幸运和机遇一般发生在写作专业户身上，且一般都是创作欲旺盛在纸媒和电子媒体有着实战经验的“两栖”作家。作为乐山实力派作家，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范畴均有建树年逾五旬的朱仲祥，在写作中频频“动作”，并不是偶然。

五月，朱仲祥携新著《血色破晓》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作为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血色破晓》以题材独特、悬念迭起、惊险刺激又充满神秘色彩吸引着众多读者。近日，记者就《血色破晓》蕴藏的神秘“宝藏”，文学与乐山的关系与朱仲祥展开了对话，共同打开作家为我们设置的重重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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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虽然长篇小说《血色破晓》还没有在乐山各大书店上架，但是在网上书店已经开始热销，深得评论界人士和出版商的好评和推介。出版社甚至用了“不为人知的宝藏，精心设计的阴谋”的评语在书封上制造了诸多悬念。看得出来，这是一部集合了时下卖点和看点的小说作品。你能谈谈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一幅怎样惊心动魄的画面？它和乐山的交织点在哪儿？

朱仲祥：《血色破晓》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背景下，以峨眉山地区流传的一个传说为契机。凌霄县警察局侦查科长、峨眉派武功传人黄剑忠，在婚礼即将举行之际，发现自己的新娘在上山烧香还愿时失踪了。他通过寻找新娘美芹，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抗战时期国民党驻军通过清人王夫之《永历实录》一书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张献忠覆国时藏在凌霄山的大批财宝，秘密保存在地下洞窟。但撤退时没来得及带走，驻军司令老头子留下自己的中校副官“眼镜蛇”，带着特务连20个兵，杀掉了遇仙寺里的僧人取而代之，苦守藏宝两年之久，欲趁解放前夕将这批藏宝运到台湾。他们在寺院里冒充僧人，设置陷阱，为非作歹。还愿的美芹无意间落入魔窟，受到“眼镜蛇”百般羞辱和强暴。黄剑忠找到身陷魔窟的美芹，带领新娘子从濒临绝境的“龙宫仙府”里逃生出来，踏上了报仇雪恨之路，数次搅乱“眼镜蛇”的行动计划。“眼镜蛇”恼羞成怒，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黄剑忠在地下党凌霄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与“眼镜蛇”斗智斗勇，不断破坏敌人的劫宝计划。“眼镜蛇”最后走投无路，投入了洪水滔滔的岷江。其间警察局长、保安团长、土匪司令和嘉定地区特务头子纷纷插手欲攫取藏宝，他们明争暗斗、巧取豪夺，时而联手，时而翻脸，可谓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小说除故事的根基在乐山外，其中有峨眉山和嘉定城的不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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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以“宝藏故事”为名弘扬乐山文化的小说不在少数，你是如何突破这一题材，寻找到自己独特位置的？

朱仲祥：《血色破晓》也不能完全说是乐山题材的小说，只是其中不可避免地运用了一些乐山元素，峨眉山张献忠藏宝也只是写作的一个契机。我写这部小说，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所致，因为我喜欢看这类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在观赏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种尝试创作的冲动。如果说“寻找到自己独特位置”，那就是走了一条“红色传奇小说”的路子。

传奇小说自古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土壤，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传奇小说更是风行于天下。这些小说大都采用虚构的手法，以婉转曲折的叙述、细腻多样的描写见长，通过一个个诡异的故事，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而《血色破晓》首先在小说取材上，撇开才子佳人和英雄妖魔这类传统题材，而是把红色题材作为文学加工的内容，讲述了解放前夕一个国民政府旧警察，由孤独的个人复仇，转变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曲折故事，展现了主人公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路历程，也展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与开启。

同时，小说融入了当代人们的阅读审美情趣。小说交织着阴谋与爱情，铁血加柔情，迷惘和求索，斗智和斗勇，人性和兽性。题材独特，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情节感人，满足当前人们的多种审美阅读情趣。特别是小说在传奇人物的塑造上，力求突破传统传奇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模式化倾向，十分注重人物个性的雕刻。主人公黄剑忠为报妻仇义无反顾，向往光明勇往直前，追求爱情大胆执著。作品着意刻画出他的“狼性”：生性敏感，执着坚韧，勇敢无畏，忠诚多情，但又不乏狡黠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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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注意到，2012年“榕树下”文学网站以纸质的形式，将你的散文集《淡烟疏雨》从网络直接推向了纸媒市场。从《淡烟疏雨》到现在这本《血色破晓》，应该是你和“榕树下”的第二次实质性合作。能谈谈这种合作的缘起，以及你是怎样在坚守传统写作不变的情况下，转变市场方向，完成创作转型的？

朱仲祥：现代文学写作，离不开网络这个平台和传播渠道。这是我近10年来的切身体会。尽管本人已过知天命之年，仍然努力适应这种趋势。我在一批网络写手里，算是年龄偏大的，曾先后在天涯社区、中文阅读网站以及本土的一些网络媒体上发表过较多的小说、散文等，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写手，我没有他们敏锐的思维和强盛的精力。和“榕树下”发生写作关系，也是近两年的事，但除《血色破晓》之外，也很少去网站发表作品。《淡烟疏雨》中的散文随笔，都是先发表在各种纸质媒体，收集编辑而成的集子，仅是借了“榕树下”的这块牌子。小说《血色破晓》，也是先在这个网站上发表。2013年7月，“榕树下”推荐了十余部小说给中国工人出版社，经过出版社近两年的不断筛选和淘汰，最后采用出版了《谍战1942》、《暗香》和《血色破晓》3部小说。

我一直提倡文学写作要和市场接轨，说这话也许有不少人反对，但我还是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和市场接轨就是和读者的阅读审美接轨，不论你是文学还是别的艺术门类，只有市场能够接受，你的作品才有生存的土壤，也才有影响读者和社会的可能。如果读者不喜欢你提供的精神食粮，你也不可能强迫他们进食。当然，这和迎合低俗的阅读兴趣是两个概念。我们有些作者自视较高，不愿低下头来研究当前的创作趋势和读者的阅读审美，而是关起门来埋头创作，或者满足于在小圈子里津津乐道。这其实是一种“写作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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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每一个作家，都有身处的一个土壤，而这个土壤无疑和自己所站立的故土有关。这些年来你创作的大量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均带着浓浓的乐山元素。你觉得作为一名本土作家，如何在弘扬本土文化中，走出“小我”的狭隘，以更加博大的心胸和宽阔的视角，经营属于的“乡土文学蛋糕”？

朱仲祥：写作究竟应该写什么，答案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其中最熟悉的就是脚下这片生活着的土地。贾平凹是这样，莫言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我的散文和散文诗，以及报告文学，不少都是写乐山、写夹江（祖籍夹江）。写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历史和现实，我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深深感到对这片山水负有的责任。近年来我尝试创作的小说，包括发表在《啄木鸟》的中篇小说《情何以堪》、《当代小说》上的中篇小说《嘉城故事》、《西部》上的短篇小说《丽丽之死》和《黑熊谷》，以及最近发表在《沫水》上的短篇小说《风流镇纪事》等，都是取自本土题材。《血色破晓》虽没有写明是乐山或者峨眉山，但这片山水对我创作小说在故事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不赞成过分强调本土化写作，尤其不赞成旅游宣传似的本土化写作。一说抓好文学创作，好像就是要宣传和讴歌自己的故乡。严格讲“宣传”和“讴歌”，都不是文学创作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创作本身不具有宣传功能，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它自身的规律，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用文学的手法，去塑造人物，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刻画人性。我们写作者应该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而不能被有些功利的东西所约束，否则只能在小框框里打转，难以写出大气之作。苏东坡十分怀念岷江之滨的故土，但他的诗文却纵横四海；郭沫若也曾写自己的童年和故乡，但他的诗歌、戏剧却俯仰天地。我讲明这一点并非我做得有多好，只是借此与提笔写作的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