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童

作为散文习作者，诗歌对我就是隔壁的房间，有点陌生，但是仍有敲开那扇门的欲望。中国的文人，都有诗歌的种子在内心中孕育，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萌芽，芽胚还是顽强地根植其中。对于诗歌的兴趣，确切地说是从我身边的一名女诗人开始。她笔下的花朵、天空和大地，总是准确无误地打在你的血管上，每过一处，除了疼痛，还有欢欣和慰藉。诗歌虽然在当下遭遇了传统与虚实之间的审判，但有一个基本的艺术准则是：诗歌，不管怎么样玩弄辞藻，拍打想像的翅膀，它总要让你读得舒服，气血畅通。

2000年，我有过一段在昆明谋职的经历。14年之后，当曾经的老同事龙晓勇将这本新鲜出炉的诗集从雅安天全县城邮寄给我时，我瞬间想到了那段在春城奔生的时光。14年之后，我的同事们，有的升任了报社老总，有的成了作家，有的当然成了诗人。如果记忆没有出错，彼年的龙晓勇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和包括我在内的三四个记者骑着自行车，顶着高原的紫外线，对一个社会新闻进行了暗访。而多年之后，他却栖居在川内的小县城，剪短了长发，人也胖了两圈，和当初在昆明结识的妻子过上了既有爱情又有诗歌的幸福生活。

早在媒体工作时，龙晓勇就已经将“龙叟”这个名字拿出来高频率曝光，原来，这是他准备做一名诗人的前奏。或许，一个真正胸怀大志的诗人，骨子里总有一种向后退的姿态，试图在一种假想里与自己的偶像和理想相遇。《从天空出走》是一本闪烁着诗歌羽翼光芒的读本，这与充满了老态的龙叟无关，却和真正的诗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你在别人的盲区寻章摘句/阵脚顽固，未曾被哪一阵风吹乱/你从你的镜子里走出来/发现所有的躯体和面孔如此相同/和我们追逐的粮食也一样/蛰居在各式各样命运的尽头/最后全部落在同一口锅里/生米总会被煮成熟饭。”

——《诗人生活》“要赶在冬天到来前窖藏一份心事/我怕瘦了的山河枯干我的想像/我要为那些稚嫩的诗句保鲜/要让它们丰盈到水满则溢/和所有被预留的果实一起/层层叠叠排个五百行/这个季节我的闸口敞开，宽过河床/每天送别一批浑浊的欲念/它们来势汹汹，去不留痕。”

——《回归者》在龙叟的句子里，诗人的生活在遣词造句中收获了丰满，也发生着各种意外。从“追逐的粮食”到“赶在冬天窖藏”，从“蛰居”到“敞开的闸口”，丰富的意想和隐喻，在观照诗人个人内心的同时，也隐射了当下身陷不安的现代人。两个无从联系的诗歌，因为写作者情感上的始终如一，竟然达到了合二为一。而这种“巧合”，在这本诗集中比比皆是。

应该说，《从天空出走》有着自己的明确指向，作为“二郎山诗丛”中打眼的一本，它似乎携带了自己的任务与责任。《我把家安在天全》、《一个标记的力量》、《映秀回眸》……一系列表现汶川、雅安地震的诗歌让整本诗集显得凝重和可贵。

“大地有它的歇斯底里/一块瓦片也有属于自己的悲伤/医院的走廊里，我遇见/呼天抢地的女人和惊惶的孩子/在白色背景的烘托中/他们的痛异常醒目……”“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当我想起/艾略特那首令人不安的《荒原》/身体已被丢进这个月份的最后十天/在大地的震颤中/像个未卜命运的玻璃小球/被抛起、撂下，甩向左，向右/向任何一个我并不期盼的地方……”

对于那场似乎近在咫尺，始于大地深处的灾难记忆，写作者常常陷入失语的尴尬和痛楚，觉得任何一个字，仿佛都难以抵近现场。而对灾难有过切肤之痛的龙叟，却并不忌讳在文字中进行回忆，和再度割裂自己还未痊愈的神经。他用看上去细弱的笔力，抒写着真实的细节，以及“我是无数个我中的一个”的渺小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在庞大的灾难纪念文字里，龙叟的文字和那些洪亮的高标的声音不同，他没有奋力的呐喊，没有过度的宣泄，却在落地的时候发出了划过心灵如刀一样的响声。

越过那些悲痛和沉重的文字，我还是喜欢《春城，回味一下很甜——或者致生长的十三年》。“昆明最廉价的是阳光/每天用自行车搭载几条街的光亮/后座一瓣小小的爱情就惊艳起来/在新闻路延长线一处出租屋/两个饭碗常被年轻的心跳填满。”在这首“致青春”中，它表达了那个年代那群人的梦想和烦恼，以及丢失的青春记忆。

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从天空出走的孩子们，手捧诗歌的火烛，远离了黑暗和孤独，前路光亮而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