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福

18岁那年，我当兵到了部队。

那个时候，要跳出农门得有“一技之长”，当兵可以学技术的行当颇多，如汽车兵、修理兵、机械兵、卫生兵等都能学到技术。我在心里许愿，希望新兵训练结束后能够分配到技术连队。

然而事与愿违，我被分配到施工连队——打山洞。

“深挖洞”是我所在部队的主要工作。“挖山洞”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对于我来说，“出”了山洞以后心底却一片灰蒙蒙的，感觉不到光明。服役期满回到老家，打山洞的那一套技术根本用不上，由此我要跳出农门的愿望就是竹篮打水。

不能竹篮打水，必须铁桶打水！

打山洞之余我开始了“爬格子”。那个时候“爬格子”几乎没有“蓝本”，全是自己摸索，自己“悟”道道，自己修炼，一年到头，能有三两个“豆腐块”见诸报端就是最好的收获。我的想法很简单，希望通过“爬格子”所得的收获引起领导重视，从而实现跳出“农门”的愿望。

“爬格子”很不容易，要刊发“豆腐块”文章更不容易，要一鸣惊人则相当不容易。然而我却有过“一鸣惊人”之举，那便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处女”之作。

从1972年当兵算起，“爬格子”几近五六年，“豆腐块”文章虽发表了一些，但影响却不大。我觉得不能专于“豆腐块”，得整点“大东西”。我不知道“大东西”要多大，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

那个时候年轻，二十三四岁，说不上野心，也说不上雄心，觉得“大东西”就是小说、电影。小说读得不多，部队也没什么书可读，所以写小说不是首选。

但是每周看一场电影却是雷打不动的。看得多了，虽然不知道电影剧本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是看着电影学着写电影剧本。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叫《望娘滩》。我边写边改，边改边写，写了一两年，投了好几个电影制片厂，退一次改一次，改了又另投。

在等待“退稿”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报上一篇文章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连队演唱组负责编演唱节目，用于春节演出，于是就把这篇文章改编成“坐唱”作品，供连队自己演唱的同时，还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轻骑》杂志。

有一天，连长、指导员把我叫去连部，问我最近“整了啥子”。我被问得莫名其妙。指导员说，你个家伙，整对了，准备准备去上海吧！

“去上海？！”我敢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脏都紧张得发痛。我不晓得“去上海”是啥子意思，眼睛呆呆地看着连长和指导员。指导员没有过多“卖关子”，他说：“去了上海还是不要忘记你是部队的人，更是15连的人！”

接着指导员拿出一个东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我去上海当编辑的商调函。指导员说，连里已经上报营部，营部上报团部，等团里下通知就可以去上海了。

指导员说，不要太激动，不要出什么事，继续把班上工作抓好。

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除了激烈的心跳还是激烈的心跳。心跳归心跳，接下来我却犯疑了。

那时候我的知识水平绝对没有现在的高度，我对“竹篮打水”“水中捞月”比较能够理解，但是对“天上掉馅饼”却不甚了解。我觉得我有点儿突遇“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去上海当编辑”这个“馅饼”未免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我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条件下的初中生，居然就要去上海当编辑！我实在有点“懵”，搞不懂为什么如此“馅饼”会掉到我头上。

就在我懵懵懂懂猜疑不定的时候，收到了《文艺轻骑》寄来的1978年第一期样刊，打开来里边居然有我的“坐唱”作品《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原来就凭这篇曲艺作品，上海方面就要我去当编辑。

接下来就是等待。

等待过程中发生的变故粉碎了我的梦想。

我最终没有去成上海，而部队就此把我当成了“人才”，培养我当了干部。从此，我与上海绝缘（虽然后来也曾去过上海，但每次去都会生出些许遗憾）。上海没有去成，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表了我的处女作，也许正是这篇处女作促成了我实现了走上文艺之路的愿望。这么想来，我就应该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