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洋

初冬，我78岁高龄的母亲，从乐至县蟠龙镇乡下出发，坐了汽车坐飞机，坐了飞机坐火车，坐了火车又坐汽车，千里迢迢地来到我所在的边陲小城。当我在车站接到母亲时，只见她背着一个大包，肩上斜挎着一个包，左手提着一个包，右手还提着两个包，一副“满载而归”的样子。我忍不住说：“娘，你莫把家里的东西盘空了！”

“娃娃，你猜娘给你带啥好吃的了？”母亲答非所问。

我一边把行李搬上车，一边笑道：“嘿嘿！肯定是香肠腊肉。”我想了想，又说：“还有坛子肉生杂肉。”

母亲乜了我一眼，说：“看你那个肚皮哟！翘起像个怀胎妇，就想到吃肉。”

到家后，母亲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包新鲜红苕和一包红苕芡粉：“我就晓得你们二十多年没有吃到红苕了。”

捧着沉甸甸的红苕，往事涌上心头，五味杂陈。记忆中的那一次，我放学回家，舀起一碗汤锅红苕便猛吃起来。一位熟人看见我碗里没有米饭，问父亲：“刘师傅啊！你娃儿啷个端碗光红苕，还吃得展劲？”

父亲说：“那娃儿最喜欢吃红苕了。”

我心想，锅里捞不出一颗米，还说我最喜欢吃红苕！

父亲是蟠龙街上的剃头匠，是有脸面的手艺人，生日进“十”不摆宴席热闹热闹，是要被别人说闲话的。可那时候乡下人都很穷，又拿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呢？母亲却胸有成竹地说：“我有办法，上四十，生日要大做，一定要做得闹闹热热的！”

这年秋收，我们家的红苕喜获丰收，因为母亲在“大跃进”时创过“千斤水稻万斤苕”的“高产”，有经验，懂技术。母亲率领着大哥二哥和我挖红苕，一挑又一挑地把红苕放进地窖。当两眼地窖堆得满满当当时，母亲又安排我们把红苕堆在屋檐下，多得堆都堆不了。母亲挑选出一部分大小均匀的红苕，去蒂去皮，蒸熟，切成条，晒成红苕干，备用。余下的“歪瓜裂枣”挑去磨成浆，沥成淀粉。一部分淀粉晒干，一部分做成粉条。刚出的粉条粘成一巴饼，略干水气后，用凉水搓洗，再晾干，就是现在的蕨根粉。赶场时，母亲又一挥手，我们弟兄仨争先恐后地把红苕渣挑到蟠龙酒厂换回几坛白酒。一切准备就绪时，父亲的四十大寿就到了。

父亲生日这天，是冬季里的一个晴好天气，红火大太阳。刘家的七大妈八大姨早早地来帮忙打下手，生火洗菜，葱葱蒜苗、生姜大蒜是自家自留地种的，花椒是后山摘的野花椒，辣椒也是自家地里种的，忙而不乱。母亲安排焅凉粉时再三强调，多焅些，焅老些，要甩得过河。凉粉切成小条，浇上酸盐水，撒上花椒辣椒面和葱节蒜泥，色香味齐全。凉粉再切成小片，回锅，叫粉汤。粉条也做成两份菜，一是凉拌粉条，二是粉条汤，上面浇有鸡蛋煎的臊子，我们乡下人称这道菜为“虾米汤”，可能是粉条节节像虾米，也可能是乡下人取个海鲜名字要洋盘些。还有把红苕去蒂去皮，切成滚刀，拌上包谷粉和咸盐，蒸出来的蒸红苕喷香、黄亮灿烂。拌上糯米粉和白糖，蒸出来地蒸红苕香甜、晶莹剔透。还有，把红苕切成小条，在油锅里炸，类似于现在餐厅里的薯条大虾，不过，那时候只见薯条不见虾。还有，早准备好的红苕干，与河沙干炒，酥脆。与清油煎炸，撒上咸盐、味精、花椒和辣椒，麻辣香酥。撒上白糖，甜润可口。最有田园风味的是烤红苕，糖稀流出，香飘四溢。

一阵鞭炮声之后，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刘家二婆婆见多识广，是蟠龙场公认灶台上的一把好手，她年轻时切的罗卜丝细如发丝，抓一把甩到墙壁上能够贴在墙上，半天都不会落。而这次二婆婆却慌了手脚，惊呜呐喊地对母亲吼道：“来了这么多人，啷么办哦！你干脆抓把灰去把这些客人挡住。”

母亲临乱不惊：“赶快安排人加桌凳，添碗筷，如果还是坐不下的话，刘家的侄男侄女统统撤下来，吃灶屋(吃剩菜)。”一阵忙碌之后，十八桌刚刚坐下。母亲一声令下：“上菜！”大伙儿又是一阵忙碌。

我们乡下，其他乡亲们办酒席，通常是用“为革命种田”二号碗上菜，一般为八份，俗称“八大碗”。而我家却用斗碗和盆盆钵钵上菜，每份都是垒了尖的，吃完了还可以再添，一上就是十份。父亲乐呵呵地抱着酒坛子一桌挨一桌地添酒，乡亲们吃得喜笑颜开。

散席时，客人们醉得东倒西歪一大片。母亲忙碌着用芭蕉叶打包，包上凉粉粉条送给长辈“带回去吃”。

我们家的这次“红苕宴”，扎扎实实地在蟠龙场风光一次。以至于十多年后，我去邻乡相亲，姑娘家的一位七十多岁老汉对我说：“你们蟠龙场有个婆娘能干得很，几挑红苕就办了四十多桌宴席呢！”我知道，尽管传说得走了样，说的就是我母亲。

今天，我把父亲的“红苕宴”说得有盐有味，母亲却听得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