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景德镇享誉中外。在新时代，怎样进一步丰富陶瓷文化理论，挖掘和拓展陶瓷文化内涵，是一项迫切需要研讨的课题。

百花齐放。对瓷画的认知，当前在陶瓷艺术界还未形成共识，这就需要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在深入研讨和激情碰撞中，让陶瓷文化理论不断完善，陶瓷文化内涵得到提升。

瓷画简单的理解就是在瓷器（坯胎）上作的画。瓷画与国画的不同点就在于绘画的载体不同，国画依赖的载体主要是宣纸，另外还有绢和帛；而瓷画的载体则是瓷器和坯胎。进一步说，瓷器（坯胎）的概念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日常用的碗、盘、杯、碟、盅、壶、罐等，也包含用于陈设的瓶、钵、缸、板及其有关异型品种的非生活用瓷。

瓷画的艺术手法远比国画多，如，坯胎上作画称为釉下绘画，釉下绘画又可分为青花画法和五彩画法；瓷器上作画称为釉上绘画，而釉上绘画更为复杂，如古彩画法、粉彩画法、西洋画法、线绛画法等；若釉上釉下两种画法同时使用，则称“综合画法”，如斗彩画法、青花五彩画法等。

瓷画的历史和中国绘画史同宗同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绘画由由实用性向着欣赏性发展，瓷画则向实用性发展。两者之间的载体发生分离，渐渐地中国画被视为艺术，瓷画被当作工艺品。

当前，景德镇仍至全国从事瓷画创作的教授、美术家、各类大师及一般瓷画者，对此很不理解。瓷画艺术之所以得不到公正待遇，既有外界因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从批评的角度来看，还是多找找内部原因，依愚见，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理论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理论支撑。陶瓷历史两千余年，相伴的史书不是没有，但找不到一本完整的系统地以瓷画为内容的史书或理论书籍。《中国陶瓷史》偏重的是陶瓷工艺、陶瓷装饰、陶瓷品种及少量的陶瓷经济。本来，像这样权威的史书，应该设立专门篇章对瓷画进行叙述，可惜没有。而反观国画、油画，不仅书籍多，而且在理论、教学、研究各方面搞得轰轰烈烈。当前，加强瓷画历史梳理和理论研究刻不容缓。

自信问题

一直以来，由于传统的束缚，加上其它原因，瓷画者的自信心表现不足。比如，业内流行着这样的话：“瓷绘是对陶瓷进行装饰。”这样的说法，就是把“瓷绘”看作是产品生产的辅助活动，而不是创造性活动。这样一来，一件顶级的绘画艺术陶瓷作品，也会被人看作是产品或工艺品。自从出现釉上彩绘以后，业内长期把绘瓷这种创造性活动统统称之为“画红”，而画红在大众的印象中就是一种机械性手工劳动。所以，在理论上必须要把一般的“画红”与瓷画创作区别开来。另外，在瓷画队伍中，有些人本来已经在瓷画领域里名声在外，并且有教授、美术家头衔。然而，经不住利益诱惑，去争“大师”“非遗传承人”“大国工匠”之类的帽子，而这些帽子只有艺人才配戴。既然你自己都争着去抢艺人荣誉，那么，人家就有根据说你的作品就是工艺品，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进不了全国美展。这个问题既是行业的规范问题，也是瓷画理论要澄清的事。

经济问题

瓷画（彩陶）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距今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瓷画与陶瓷同路走来。陶瓷作为产品，作为生活用器必然会转化为商品，商品总与经济相联系，与利益相伴随。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之所以对以商品形式出现的陶瓷产品进行彩绘，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卖个好价钱。那时，由于生产力低下，对陶瓷产品在选择“使用价值”和“欣赏价值”上，偏重的还是前者。元代以后，由于宫廷大量用瓷以及御窑的出现，便出现了一种非商品用瓷即御用瓷。而御用瓷大多在利用使用价值的前提下更多的放在欣赏价值上。但从陶瓷总量上看，“使用价值”依然长期占主流地位。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原因，瓷画长期被边缘化、被忽略。

“起稿”是彩瓷业对瓷画创作岗位的俗称，看这个称谓就发现，起稿是整个彩瓷生产工序的一个普通岗位，与其它岗位没有区别，既使起稿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了某个画面，并且所制产品批量生产，影响很大，但对起稿者来说也不会有特别的对待，甚至署名的权利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有些价值连城的名瓷如“元青花八大罐”“斗彩鸡缸杯”等都没有留下起稿者的名字。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上偏重的是器型、配套，忽略瓷画。既使某种画面为某人创作并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少有人会从艺术的角度看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产生的一些好画面的瓷器找不到作者，原因也在于此。由此看来，经济问题始终是束缚瓷画成长的制约因素，这也是瓷画理论不可迴避的问题。

瓷画理论和研究还是一块处女地，等待人们去开垦。笔者的上述浅见未必正确，我要说的是，瓷画历史、瓷画理论到了该重视的时候了。理论滞后是瓷画难以“突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