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河是蒙古中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704公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景德镇一批支援助蒙古建瓷厂的陶瓷艺人来到图拉河北岸的乌兰巴托，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光。为追忆这段特殊的陶瓷历史，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唯一健在的高耀祖老先生。

高耀祖说：“195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国家提出支援他们经济建设的请求。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与蒙古签订了协议，帮助蒙古建十个轻工业工厂，其中就有一个瓷厂。1955年，支援蒙古建瓷厂的任务落到景德镇、唐山和海城三个产瓷区。景德镇的具体任务是琢器类产品及匣钵的制作。大约在当年的四月间，社里通知我到市工业局去，说是领导找我有事商谈，同去的还有第四陶瓷社的陈金水，还有一位画瓷合作社的青年小伙子，都是画瓷器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李姓女科长。她说，你们都是从事彩绘工作的，现在组织上要请你们到一个很艰苦很远的地方办瓷厂，你们愿不愿意去，你们可以先考虑，明天来回话。我当时与陈金水都很年轻，也很想去见见世面，于是当即就表态愿意去，李科长很高兴，叫我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我和陈金水又一同去了工业局，那位画瓷社的小伙子没有来。这时，才知道是去蒙古办瓷厂，还叫我们回去做些准备。大概过了几天，通知我们到工业局报到参加学习班，学习的具体内容是外交礼节和蒙古的风俗人情。我们一同去的共有8位同志，工业局（陶瓷局）试验组的做坯工万文仔、试验瓷厂（后建国瓷厂）的利坯工吴荣生、建国瓷厂的刹合坯工（施釉）徐长生、雕削工曾海清、第一瓷厂（后东风瓷厂）的雕削工梁金泉、匣钵厂的小器匣工李林兴、彩绘工是我和陈金水。学习期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由原单位发给每人盖被、垫被各一床、棉衣一套、中山装两套、皮鞋一双及日用品若干。由各单位发给支蒙人员所需生产工具及一定的瓷用原料。万文仔和吴荣生还绘制了陶车的形状图以及准备了制作陶车用的瓷质顶子、汤箍等；李林兴也绘制了匣车图及做匣钵用的白布；我们彩绘工准备好了各种绘瓷用的笔、颜料、少量金水等；雕削工准备好了各种规格的桠扒等。大约在当年的5月12日启程，工业局委派丁东亮同志带队，市瓷联社还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欢送。当天就到达了南昌，受到省轻工业厅的热情接待，当天晚上轻工厅厅长还专门宴请我们。”

“在南昌玩了几天后就到上海、南京玩了几天，最后到达国内支蒙人员的集中地天津。在那里进行体检、照相等。丁东亮到北京办理护照，办完手续后他就回景了。在这里集中的支蒙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支援蒙古建厂的，主要是轻工产品。建瓷厂的河北唐山去了5个人；东北海城去了6个人；另还有一名翻译。大概在天津待了10多天的时间，我们登上了开往蒙古边界的列车，当列车到达中蒙边界我方二连镇（现为二连浩特市）时，我们都下了车，由蒙方派来了几辆大卡车为中方人员装行李，然后，我们手举护照，还要举过头，排单行徒步过边界，上了蒙古的专列。原来他们的铁路比较狭，而我们的要宽。当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时，中国驻蒙使馆官员，蒙工厂的工人及领导都到车站迎接。这个瓷厂就建在乌兰巴托市区，我们到来之时，厂房已经建成，只需建窑炉和安装设备。唐山的负责建窑，海城的搞成型机械设备，景德镇的做陶车。当陶车安装好后，万文仔等做了一些表演，当一坨泥巴在万文仔手上变成了一把茶壶和花瓶时；当曾海清和梁金泉采用雕镶手法将几何图形的泥巴拼接成异型花瓶时；当吴荣生、李林兴在匣车上做匣钵时，他们感到十分神奇，予以鼓掌，称景德镇手工制瓷名不虚传。”

高耀祖说：“蒙古方面制瓷完全是空白，我们不但在技术、人员上支援，包括制瓷原料矿石也是从中国唐山和海城运过去的。矿石粉碎后，是按唐山配方制成泥巴。建了两座圆窑，90立方米的。瓷器烧出来后，釉面略带黄色。我和陈金水开始绘瓷，虽然配带了各种画笔和颜料，可忘了带乳香油，颜料调不开，我们就自己配制。以前只知道这种油是松香和煤油熬成的，但不知道比例，需要熬多少时间。我们只有反复试验，最后成功了。可是又没有烤花炉，起初我们想砌一只景德镇那种传统红炉，但缺少特殊的匣钵片，也没有木炭，想来想去，只砌了一座小型的煤窑来代替，没想到效果蛮好。大概过了一年多时间，生产初步走上正轨，蒙方就派来了40余名练习生，其中有四五人曾到唐山学习过，平均中国师傅一人带两人。”

高耀祖说：“生活方面，工资还可以，月工资470蒙元，可抵当时人民币235元，我们每月寄140蒙元回家，剩下的钱很够用。我们享受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坐公交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商店的物资也很丰富，价格也便宜合理。但我们南方人吃不惯，就直接向大使馆反映，要吃大米，他们就搞了一个饭厅，供19个人吃饭，请的厨师会煮饭也会蒸馒头。生产也正常后，大家又提出了探亲的要求，大使馆就分批做出了安排。”

高耀祖说：“到了第三年，瓷器已批量生产，当加了彩的瓷器在市面上出售时，很受欢迎，蒙古民众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国家也能生产瓷器了。这期间，厂里通知我画十对花瓶，我在瓶子上画的是苏赫巴托的相，苏赫巴托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威望很高。我们生产的产品（花瓶等）还送到苏联去展览。”

高耀祖说：“时间过得很快，援蒙建瓷厂的任务也完成了，那个陶瓷厂是归他们合作总社管，叫乌兰巴托合作总社陶瓷厂。当时，蒙方想我们留下来，大使馆也出面动员，给我们高福利，工资翻倍。但我们南方人就是不习惯那里的生活，没有谁愿意留下来。后来唐山和海城各留下了一名师傅，其他全部返回。临行时，厂里还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蒙古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局代表他们国家，向我们支蒙人员每人颁发‘社会主义建设友谊纪念章’一枚。我们回国那天，蒙方全体人员都到车站欢送，一些蒙方的技术人员、工人、同事流着眼泪跟着火车跑，我们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回到景德镇时，已经是1958年6月初，刚好整整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