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陶瓷习俗萌芽于封建社会，它既有符合陶瓷生产发展规律的合理面，也有封建帮派的落后性、愚昧性。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些落后、愚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习俗被新时代彻底摈弃淘汰。

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杜重远为改良景德镇瓷业，首先拿痼疾“窑禁”开刀。所谓“窑禁”，就是窑户老板联合一致，硬性规定腊八歇手至次年农历二月十五坯房开工期间不准烧窑，谓曰“禁春窑”。

如若在此停工期间有坯户急需交货而请求烧瓷，这是“烧春窑”，坯户不但要付高额的烧炼费，还得另付烧炼工人“假日加班”的“包子钱”。还有一个豪取巧夺的习俗叫“烧撞火窑”。就是阴历小年以后，窑老板把各个坯坊还没有烧的成坯集中在一座窑烧炼，烧出瓷器好在春节时卖高价。这种“撞火窑”烧炼费一窑一清，烧完即结账，不但窑老板可抬高烧瓷费，烧窑工人还会以自己推迟下乡为由索要“包子钱”。

杜重远在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伊始，就于1935年4月4日向全市发布《陶业管理局取消窑禁布告》，宣布取消各种形式的窑禁，实行烧窑自由。同时，他又宣布采取多种措施全力铲除陶瓷行业陋规。这些措施包括：取消窑工干活需向窑户“买位子”，实行窑户付给窑工工资制；取缔白土（瓷土）行囤积居奇；取消黄家洲包购脚货；禁止瓷工有一人被辞退即全厂停工；取消“过帮”，等等。

这些措施，得到广大瓷工的拥护，也遭到封建帮派势力的顽强抵制。在杜重远受迫害坐牢后，上述被取缔的陋规一度复活。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习逐渐消失，到新中国成立时已被彻底根除。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痼疾现在也不见了。比如古时瓷业收徒，规矩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采取“禁”的方式，即没到规定的时间是不能随便招徒的，到了时间便叫“开禁”。不同的行业开禁的时间各有不同，如童庆社是20年开一次禁，而义胜社雕刻行业是5年开一次禁，做坯是3年开一次禁。如果是人手实在不够，想在没开禁时招徒弟就叫“开黑禁”，所谓“开黑禁”不仅要征得“街师傅”的同意，还要征得所有同行业工人的同意。这种不顾生产需要而设立的规矩，现在已被完全淘汰掉。

旧时还有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规矩，即坯房的工人每天做坯的产量不是按市场的需要来定，而是要按古已定之的定额来执行。例如，在圆器坯房中三人为一组，每组每人出坯42板（每板17个碗或盘），此系历代相传的数字，如果坯户按其营业情形变更了板数，便会被认为是违反了行规，工人们便会群起而反对。毫无疑义，这类陋习，在当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旧社会还有一个荒唐至极的规矩，即所谓的“宾主制”。这个规矩要求人们如进行了一次瓷业交易，以后就不得易主进行，甚至子孙后代也必须如此世袭，如果宾方违反了这一惯例，便会受到行规的严惩。这一恶习是封建垄断势力的反映，它与现代“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格格不入。可是这样的“宾主制”在古、近代却为匣钵厂、模利店、红店、瓷器行及其看色、把庄、茭草、打络子等几乎陶瓷所有交易行业奉为“圣旨”世代执行，其愚昧、落后、顽劣之程度真令人瞠目结舌。

旧社会妇女是不能进入窑弄里的，甚至规定女子不能上“一字跳”（即放在窑门前的跳板），瓷工认为妇女上了“一字跳”就是冲了窑神，这一窑的瓷器就烧不好，甚至会倒窑。如果不小心犯了禁，犯禁者则要放爆竹上香酬神并请工人上饭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一陋习硬是在陶瓷行业沿袭了几百年。

古时还有一个令今人啼笑皆非的“一字合同”习俗。“一字合同”就是用渣饼写了一个字的合同凭证，白土行业多采用。做法是:白土户用纸包一块瓷土样品到做坯户，双方谈妥买卖后，坯户的管账先生将一块渣饼破为两半，再合拢书写其瓷号中的一个字，然后，各执半块为凭。买方取卸瓷土时，挑夫上船拿出半块渣饼，与船夫所执的半块渣饼对合，即可挑运瓷土，从不出错。这无疑是因应旧时陶瓷工人多为文盲的便捷做法，如今只能是大众茶余饭后的笑资了。

类似上述习俗，封建、愚昧、自私、涣散，不少是封建帮派势力对行业的垄断，由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新中国（甚至之前）时期早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