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叔公。

在我的印象里，我头一次见到叔公时是我十岁的时候。

那年春节，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中等个头，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虽然脸庞瘦削，身材也消瘦，但眉毛细长，两眼炯炯有神。父亲告诉我，这是叔公。

叔公随即拉开一个行李包的拉链，从中拿出一大袋糖果递给我。我不胜欣喜，这种糖果不同于我们乡下的水果糖，里面有牛奶等成分，吃到嘴里感觉特香，当地人也不知道该叫什么糖，就直接取名高级糖。

我吃了高级糖，才知道我家居然也有一位很体面的亲戚，虽身居遥远的南京，而且返乡探亲的日子很少，但这无疑是家族的荣耀。吃晚饭时，叔公看着贴满堂屋板壁的奖状，摸摸我的头，满意地笑了。可能长期在外的缘故吧，他多数时候讲普通话，偶尔讲浮梁方言。他勉励我，要好好读书，不要贪玩，不要怕吃苦，只有这样将来才能改变命运。

从此，我记住了叔公，记住了他的谆谆教诲。那个年代，信息闭塞，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对外面的世界更是孤陋寡闻。南京在哪里？南京有多大？我心里打了一串长长的问号。只知道叔公回来一趟不容易，要坐很久很久的火车，等到达景德镇再转乘班车到村里，单程起码要两天时间。

此后，由于皖赣铁路通车，叔公每隔两三年就回家乡探亲一次，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候带着婆婆一起来，还有一次拖家带口把两个女儿也带来了。她们长得俊秀文静，扎着漂亮的小辫子。在她们面前，我土里土气的，显得木讷拘谨。

乡下讲究辈分。父亲对我说，你得叫她们姑姑。姑姑？我有三个亲姑姑，无一不是老态龙钟的模样。可是，眼前分明是两个比我还小的妹妹啊，怎么叫得出口？我呵呵地笑，羞于启齿，连她们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待我稍微长大一些后，我对叔公才逐步有了了解。

叔公姓程，名仪。他出生在浮梁县的储田，小时候过继到兴田村给我的本家亲戚当儿子。他从小聪明好学，念了几年私塾，后来考取国立浮梁师范，那是当地方圆几百里的最高学府。1949年上半年，景德镇迎来了解放，叔公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跟随二野转战西南，参加了解放后的剿匪，解放初期以铁道兵身份奔赴福建，参加了鹰厦铁路的修建，曾经九死一生。再后来他转业到了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后易名南京林业大学）任职。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叔公成家晚。知道叔公背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后，我对这位前辈更加充满了崇拜。

叔公尽管当了官，但向来和蔼可亲，见到村里儿时的伙伴，总要热情地递支香烟并亲自点上，还顺便拉拉家常。同族的德宽伯儿子失明，儿媳妇弱智，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他每次回来都要掏钱看望。他每次到我家里做客，除了给我和妹妹带些好吃的零食，还要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将来考上大学。叔公是我崇拜的英雄，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鼓励和鞭策，是我青春年少时期的加油站，激励我在艰难困苦中磨砺自己。

1983年我参加了高考，我的高考成绩在当时的蛟潭区文科考生中名列第二。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写了一封信寄给南京的叔公，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这个晚辈没有辜负他的教诲。这也是我一生中写下的第一封书信。

我就读大学期间，每学期都要写信给叔公，向他汇报我的学习情况。我曾经把几篇发表文章的剪报寄给他，让他了解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刻也没有松懈。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军工厂工作，出差机会多，尤其到北京出差比较频繁。当年，京九铁路尚未开通，从景德镇到北京，最佳路线是坐绿皮火车到南京，再从浦口转火车去北京。这给我看望叔公提供了方便。

我第一次去时，特意在南京火车站买了一张旅游地图，然后坐公交车到樱驼村，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叔公住的学校宿舍。叔公和婆婆见到我，心情十分高兴。叔公真不愧是干部出身，又问起了我的工作情况；婆婆则在厨房里忙个不停，为我做了丰盛的菜肴。叔公说，你以后出差路过南京就多过来走走，你是我们家族晚辈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啊，一定要努力工作。叔公的话语重心长，我直到上了火车，还在回味他的殷殷嘱托。

1991年国庆节前夕，我带着妻子到南京旅行，就直接住在叔公家里。当年的那位小姑姑革革，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正待字闺中。革革带着我们去新街口拍结婚照，陪着我们游览中山陵，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雨花台，逛总统府……令我们倍感温馨。

后来，我多次到南京看望叔公。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每次到他家里，感觉到他好像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作为一位经历了烽火硝烟的离休干部，他仍然在热心地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每年春节，我下乡回到老家，也都能见到他写给我父亲的书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对亲属的关怀之情。

叔公渐渐老了。

他最后一次回家乡时已经年逾八旬。他这次回来，住的时间比往常多些，似乎要见许多人，做许多的事。

德宽伯伯去世后，家里的人都是老弱病残。他的老屋年久失修，风雨飘摇，每到下大雨，房间要拿脸盆接雨水。叔公掏出早已备好的一万元钱交给我父亲，嘱咐我父亲找人帮忙，将房屋推倒重建。

一天，他在我家里吃中饭，高兴地喝了几杯小酒。席间，他从上衣的兜子里掏出一把银元，每个晚辈人手两块。他说，一点心意，留个念想吧。从叔公手中接过银元，我本想说句感谢的话，但话到嘴边，我有些哽咽，觉得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饭后，叔公把我和叔叔两家人招呼在院子里，老老小小十六口人，一起愉快地合了张影。

临走前的一天，叔公决定上山祭祖。他爬山的时候已经显得比较吃力，他说年纪不饶人啊，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叔公说出这句话时，眼眶已经湿润了。

下山时，我望着他苍老的背影，想着他刚说的话，心里一阵酸楚。我忽然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叔公青年求学，再从军，最后从教从政，一生坎坷，如今回到家乡已是两鬓斑白。这首诗句所描写的情景，不正是叔公的真实写照吗？

我最后一次见叔公，是从上海回景，特地取道南京，专程去看望他的。我从与革革的通话中了解到，叔公自那次从老家返回南京后，就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皮肤病，之后便一病不起。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老人家不仅已经失忆，而且无法下地行走，只能24小时卧床休息，靠保姆照料。我进到叔公的房间，默默地站在他的病榻前。叔公的目光有些呆滞，此时却好像露出一丝灵光，嘴角有轻微的张合，他想说什么呢？一定是在向我这个来自老家的晚辈作人生的诀别吧。

告别叔公的住处，我已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