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色斑瓷器作品首推拍鼓。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黑釉蓝斑拍鼓，早年就被定为国宝，可见其受重视程度。此鼓长近60厘米，鼓身起弦纹七道，中间细两头粗，粗细比例悬殊，黑色器身不严谨、不规则的装饰有状如巴掌大的色斑，明亮抢眼，异域风采明确。

宋代陶瓷装饰百花齐放，民窑八大窑系南北均衡。南方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建阳窑与北方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钧窑等相互呼应，充分体现了南北方相同的美学追求中微妙的差异。民间宋瓷总体上的追求呈世俗态势，崇尚艳俗的普遍审美。不论刀刻还是笔绘，纹饰的表达反映了宋代人的内心世界，花草鱼虫、翎毛走兽都是宋瓷的自由天地。

有一点例外。在宋磁州窑风行的华北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两省，有一类瓷器以很个别的审美情趣，小幅沿袭了唐花瓷的风格，这就是铁锈斑。铁锈斑装饰有别于宋代主流的具象手法，完全一幅抽象绘画。这类作品分两类，一类色斑呈无规律分布，如大英博物馆的黑釉铁锈花斑圆腹瓶；一类则呈有规律分布，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同类作品。

在铁锈花装饰中有一类常见的碗，其铁锈花装饰一般五瓣呈现，宛如盛开的花朵。这种碗民间有一极俗的称谓，叫“狗舔碗”。主要是其色斑上宽下窄，如舌舔状，故有如此形象的俗名。

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乃窑变艺术而不可控制。但细观钧窑，这一说法无法成立。几乎所有钧窑带色斑作品都可以清晰看出其红色呈现时的笔触。

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是钧窑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金代人看见钧窑色斑之红理应兴奋。在此之前，尚没有人将瓷器烧得如此绚丽斑斓。尤其玫瑰红色，在冷色调中呈现一抹暖色，亲切感人。

入元代以后，钧窑在北方大兴。原因是钧窑的乳浊釉遮盖能力极强，对胎土要求不高。加之玫瑰红色赏心悦目的色斑，处处相同又处处不同，让人充满好奇。

龙泉窑自两宋至元代一直生产青瓷，品种保守，所寻求的变化只在釉色上追求，大体上沿着釉色深、浅、深的路子行进，北宋时期老绿，南宋时期嫩青（梅子青、粉青等），元代以后又回归老绿，凝重沉着。龙泉青瓷的色泽变化，反映了时代潮流的轮回规律，小至青瓷这一具体事项仍不违背社会规律。

可是龙泉青瓷入元后，生成一个新的品种，褐斑装饰的龙泉青瓷。这类作品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飞青”。飞青一词为专业术语，日本人认为这一词汇由中国传入，但中国陶瓷专业领域并不使用此词汇，各类文献也不见记载。飞青一词，仅在日本指龙泉褐斑瓷器，其他褐斑瓷器并不使用此称谓。

实际上，飞青装饰并非单独出现。再早一点的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上已有褐斑装饰，手段布局近同，只不过青白瓷褐斑与青瓷褐斑比较起来，前者过于强烈，后者显得温和了许多。青白瓷褐斑作品明显多于龙泉青瓷褐斑作品。北京市丰台区金代塔基出土一对宋末元初的青白釉褐斑荷叶罐为其中典型。景德镇这类点彩作品可以上溯至五代，北宋也较为流行。

过去曾很长一段时间错误地认为，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乃窑变艺术而不可控制。但细观钧窑，这一说法无法成立。几乎所有钧窑带色斑作品都可以清晰看出其红色呈现时的笔触。

釉里红本是元代人景德镇始创。铜红釉烧造时难度很大，稍微控制不好就会“灰飞烟灭”，痕迹全无。在画意受宠的元朝，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大体上是不合时宜的，加之这种抽象力极强的表现手法，让汉人颇不适应，所以产量低于景德镇当时其他所有品种。

明朝，未见色斑作品再占有一席之地。汉人的务实精神引领景德镇制瓷业，带有画意的作品统治了瓷业江山，要不是近年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一件红斑大碗，我们真不能想像景德镇在明初还做过这样的探索，尽管这个唯一的红斑大碗装饰得有些可笑，但正是有这样的错误，人类才得以正确前行。

虎皮三彩。康熙一朝恢复、创新的品种最多，虎皮三彩算是创新。虎皮三彩是素三彩的变种，

它将素三彩的一贯陪衬地位升至主角，让黄绿紫三色尽情展现，让没有规律形成规律。这种斑状三彩被誉为虎皮三彩，名称取其意并非取其形。

雍正、乾隆的窑变釉一直追摹古意，少量作品偶有呈现斑状，红底蓝斑或蓝底红斑。雍正款仿钧太白坛，红斑在腰间呈现环状，与口部红色呼应；乾隆款窑变釉钵形缸，红斑连成片，穿插于蓝色之中，气象万千；这类作品观图形有事先勾勒设计之嫌，并非完全浑然天成。清康乾盛世瓷器中有此景象，可见天朝上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