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份，因为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就从这一年开始。一个饱受动乱与迷茫之苦的民族，终于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15岁的乡村少年，也因此有了机会进城学习、工作乃至安居。

在乡村小学，尽管我品学兼优，但父母和老师对我的前程却并不看好。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无论是参军、招工还是推荐读高中上大学，“政治审查”这一关难以通过。然而，我在乡村完小附设初中班临近毕业准备回家务农时，校长却突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今年全县高中招生由推荐改为统一考试了。这一年正是1978年。后来我才知道，许多省市的中考其实已提前一年就先行了。

1978年9月，我怀揣高中录取通知书由乡村进入了县城。一个乡村完小附设初中班，就我一个人考进了县一中，这让一直低头走路的父母，开始面带微笑抬头走路。而在县城读书的日子，除了课本知识的学习之外，我还有机会不断借阅文学作品，甚至还传抄过地下流行的小说。比如张扬写的《第二次握手》，先是抄阅，然后才阅读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版本。大量的课外阅读，为我后来的读写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师范毕业后，我当了一名受学生爱戴的中学语文教师，在一所城郊中学愉快生活了3年。这期间我开始业余写作，并很快在省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1988年9月，我调入县广播站，开始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所写的诗歌散文也多次获奖，并先后加入了市、省作家协会，3年后又有幸调到当年我求学的城市从事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从此无论是看稿和编稿，还是阅读与写作，都与文字分不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艺界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可以随心阅读的书本多了，可以自由写作的空间更大了，这对于甘愿与文字结缘一生的我来说，既是幸运，也是机遇。事实证明，上世纪90年代，我阅读的文艺作品最多，我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最多。1996年，我的诗集《回望》被一家省级出版社出版，随后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此外还有十余篇散文获省级以上报刊文学（征文）奖。

1998年初，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接触了互联网。尽管当时拨号上网的速度很慢，但毕竟自己的电脑不再是一台高级打字机，而是变成了与外界进行互联互通的一个新平台。通过互联网，我可以及时了解新闻资讯、查阅资料和阅读电子书籍，向报刊编辑投递稿件也改成了直接发送电子文本，实现了写作与投稿的无纸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消费不再存在“边缘”与“距离”的局限，此后，上班看稿编稿校稿，下班读书写作上网，生活因此极为充实。这期间，我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自己的首部散文集《卑微者最先醒来》也顺利出版。正是充实的生活让我不大在意时光的快速流逝，直至有一天在明镜前发现了眼角的皱纹和稀薄了的头发时，才猛然觉悟已是人到中年。但从内心的感受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也许正是读书写作，让我保持了良好的心态，即心理年龄小于生理年龄。而随着工资收入的提高以及稿费收入的增加，我开始盘算卖掉城中套房去城郊购买庭院式商品房，让自己从空中“落地”，让自己在城市“生根”。

2008年8月，一家三口欢欢喜喜地迁入了我们的“落根居”，众多亲朋好友以及同事同学不时到我的新居欣赏庭院里的花木。

2018年国庆长假，我破例不再驾车出游，而是选择在桂花飘香的庭院里，静静阅读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书：《中国改革的成功密码》《四十年改变中国》《巨变：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记忆》。在阅读之余，则免不了翻看自己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面朝文字的沧海》，慢慢回想自己进城读写40年的生活历程，免不了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