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让在遥远过去由于贸易，在海上和陆地上产生的丝绸之路开始受到关注。实际上，在这条路上被贩运和销售的不仅有丝绸，还有茶叶、瓷器、漆器等许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当时的中国制品具有世界公认的优越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但今天的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这段历史的荣光，还忘记了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

为此，选择“一带一路”上的中国陶瓷贸易作为主题，希望能通过讨论当年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有关中国陶瓷贸易带来的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确定中国的物质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所占有的位置和所处的坐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从东汉开始，中国的瓷器走向成熟，在唐代被销售到世界各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始终居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最受喜爱、羡慕，也是最被广泛模仿的产品。其成为一大物质媒介，跨越遥远的距离，促成了许多不同文化间艺术象征、主题、图案的同化与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在东汉时期也许就开始了，但真正形成一定规模，遍及亚非大陆，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只有到了唐代，中国的漕运才得以完善，并日趋发达，才能使这些瓷器得以大批量地运送沿海的港口，再由各港口运送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

瓷器具有一种特殊之处，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香料、丝绸，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而难以留下踪迹。只有陶瓷，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发挥着长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现的世界贸易造成了艺术图像和造型的普世性冲击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图像的不断相互影响及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如取自中国瓷器的中国艺术母题与图案，被远方社会接纳拥抱、重新组合、另加诠释，成为其他商品上面的装饰，然后作为异国风情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另一方面，中国陶瓷工匠经常改造异国图饰，用于自家产品，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口，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因此，某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传到半个世界之外，被当地艺匠模仿，后者却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灵感，而自己正在继而仿效的异国文化，其实始于自家祖先。

当时往返于中国的除西南亚国家的人们，还有许多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人们。唐太宗时，东亚的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均有派遣贵族青年来长安留学。当时中国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设立“新罗馆”，以处理两国间之商务。当时在中国扬州、涟水、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罗人无数，称为“新罗坊”。还有东南亚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堕和罗（今泰国南部）、宗利佛誓（今苏门答腊）及诃陵（今爪哇）等国，都与中国建交并通商。他们分别把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运销到中国，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工艺品返国。至于南亚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尼婆罗（尼泊尔）等国与唐朝亦有通商，风靡欧洲乃至全球。

当时，穆斯林的图案装饰进入了中国的瓷器系统中，其玻璃和金属器皿也来到了中国的瓷器系统中，早在唐代，波斯的饰有鸡首的银壶就翩翩到达中国（也有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岸），中国的陶瓷工匠们依样制作，遂使此物大为流行，蔚为时尚。还有西南亚的香客随身带的水壶，被称为“军持”，这是从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在印度化时代曾盛行于东南亚，到了伊斯兰化时代，成为伊斯兰教徒惯用器物，是佛教僧侣和伊斯兰教穆斯林随身携带用于贮水饮用和净水的器物。中国陶瓷工匠将它们转为瓷制品，在这些地区流传。还有诸如大肚深腹的罐瓮、带边柄的大口水壶、弧形喷嘴、大啤酒杯、鱼筐、脸盆架、葫芦形瓶、玫瑰水喷头、穿带壶、大型矩瓶、深碟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陶瓷工匠模仿埃及、叙利亚与波斯等地的金属器造型。

到明代的永乐年间，皇帝为了威临四海，重组“中央之国”与更广大世界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一个当时看来非常大胆作为，即任命卓有战功的太监郑和率领一支三百一十七艘船、两万八千人的舰队出洋，在中国的历史上，将这一行为称之为“郑和下西洋”。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而此后的探察冒险沿着东非海岸南下，造访了一些港口城市，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慷慨地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只是为了确立中国人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单单为了其中某次出航，朝廷就吩咐景德镇烧造了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瓷器。如果七次出航次次都携有相同数量，表示1405年至1433年之间，共有高达三百一十万四千五百件瓷器随同三宝太监远赴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

在中国的历史中，商业从来都是所有行业里的末业，而以政府形象出行的船队自然是把贸易看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其政治性远远超出其商品性。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自永乐皇帝以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组织过如此庞大的船队出海，因为国库没有能力去支持这么奢华而没有收入的政治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