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治

瑶里是著名的皖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之一。1988年5月，浮梁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此修建了一座“新四军瑶里改编”纪念碑,陈毅之子陈昊苏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举国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为了胜利完成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遵照中央指示,派出红军高级将领陈毅于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亲临瑶里，指导新四军瑶里改编工作。

“一河两党”

一条清澈见底的瑶河，将皖赣边陲山镇瑶里一隔为二。河西以吴氏宗祠为联络点，是地下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天下。河东以程氏宗祠为据点，是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地盘。

那是1937年“双十节”才过几天，河东河西都接到上级“国共合作共御外寇”的指示，双方合作谈判地点设在皖南祁门的舍会山。

形势突变，皖赣特委专门开会分析研究，并决定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探其虚实，利用谈判的机会积极联络边区各支游击队，一边想方设法尽快与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取得联系。

派去汇报谈判准备工作的同志从南昌带回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陈毅同志有关谈判的具体指示，同时捎回来一个大好消息：陈毅同志近期要来瑶里亲自指导国共合作和新四军改编工作。红军游击队上下欢欣鼓舞，一片哗然。

10月底，根据上级党组织与陈毅同志的指示，皖浙赣边区红军以李步新、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大队长中校参议张甫成，双方在祁门舍会山正面接触，进入谈判。由国民党地方当局从瑶里的江家下到祁门舍会山的梅树坞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谈判是在舍会山和瑶里，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两种方式进行的。双方代表在祁门舍会山初次会面，列出谈判议项，而后在瑶里举行正式谈判。双方几个轮回下来，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四条协议：1、国民党当局停止向红军游击队进攻，撤退在根据地周围的一切驻军，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红军人员过境通行无阻；2、国民党当局解除“移民并村”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3、释放一切“政治犯”；4、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停止与当局的敌对活动，其全部给养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谁知这边谈判才刚刚结束，那头国民党地方当局就急不可待，不断催促游击队下山改编，但一一遭到李步新、江天辉的严词拒绝：“我们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听中共中央的，没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是不会随便下山接受你们改编的。”可国难当头，国共合作事关民族存亡，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亲自去南昌，当面向项英、陈毅汇报谈判结果，请示下一步工作。

游击队下山

李步新、江天辉将有关谈判情况，国民党当局催促游击队下山，他们不予理睬，坚持听党中央指挥的近况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对皖赣特委的工作非常满意，随即问起皖浙赣边区还保存了多少武装力量，当得知还保存了350多人时，陈毅高兴地说：

“那很好啊，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保存了这么多武装，不简单呀！”

李、江同时向陈毅诉说了游击队下山工作难做，许多队员对改编不理解，不但提出不挂中华民国的旗、不戴国民党的帽徽，有的队员还尖锐地提出游击队下山就是向国民党投降。

听完汇报，陈毅接着说：“而今大敌当前，是救国救亡之险要关头，我们当以民族利益为重。日本帝国主义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枪口一致，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吧，我随你们一同去山里。”李步新、江天辉听后频频点头赞许。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陈毅由皖赣特委负责人李步新、江天辉陪同，从南昌来到景德镇，与国民党浮梁地方当局商洽有关红军游击队改编和在景德镇建立新四军办事机构等事宜。陈毅深刻闸述了国内外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陈毅的语言机敏、风趣，意味深长，普通话中夹有方言、文言，既不失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又给人以诚恳、亲切之感，看得出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显示了豪爽、直率、幽默、睿智的性格特征。陈毅在景德镇陶业管理局会见了进步青年代表，介绍了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即将集中在浮梁瑶里进行改编等情况，并说：“愿意走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陈毅的话深深打动着这群热血青年，会后，李清泉、潘启琦等十余名知识青年手持陈毅的亲笔介绍信，奔赴瑶里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洪流。瑶里的西岸，已接到陈毅来瑶里的消息，打扫出了何家旮的“敬义堂”，铺床垫被，准备着迎接陈毅首长。谁知，陈毅还在长岭就被皖赣特委警卫排长邹志诚奉命接上了祁门舍会山。陈毅在皖赣特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向已调集舍会山的红军讲了话。根据陈毅的指示，各路红军游击队先行在祁门舍会山集结，等待接受改编。红军游击队下山了。首先到达的是由王庆丰、李步新、江天辉、杨汉生带领的皖赣独立营与活动在祁浮婺休一带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第二批到达的是由熊刚带领的原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一部分队伍和阙怀仰带领的红军梭镖队50余人。最后一批到达的是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带领的红军游击队150余人，三支红军游击队汇合了350余人。

何家旮的那盏灯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红军游击队改编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下山改编。”陈毅同志经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商洽，决定在靠近鄣公山的浮梁瑶里作为新四军改编地。

改编不是改个番号就行，这支部队要赶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打硬仗，拿人去比，拿人去拼呀！红军游击队常年深居在山林，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实行早操制度，组织统一列队、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的动作与要领，有的得从头学起，还有形势、任务和搞好革命团结、自觉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1938年1月底，在陈毅的部署安排下，红军游击队350余人从舍会山开到瑶里，驻扎瑶河西岸的吴家祠堂、敬义堂、宏仁寺等处，准备接受改编。当时已近年关，当地老百姓把准备过春节用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热烈欢迎工农子弟兵进驻瑶里。

也正赶上这时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国民党川军上校)从景德镇赶到瑶里。兄弟俩久别重逢，在何家旮的敬义堂楼上，同住一室，共叙家常，畅谈国共合作抗日大事，何家旮的那盏灯整整亮了一宿。第二天，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兄弟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家里不和，‘家人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陈毅对着祠堂戏台旁写着的“礼义廉耻”四字讲开了：“礼义廉耻，这是两千七百年前齐国的管仲给齐桓公建议的第一句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千古名言呀！今天读“礼义廉耻”，这个礼，就是国共两党要以兄弟礼待，不计前嫌，抛开积怨，共同抗日；这个义，就是我中华民族之大义；这个廉，就是心地坦荡心底无私；这个耻，就是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共雪国耻！”

“共雪国耻！”、“共雪国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枪和梭镖长矛，群众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陈毅与胞兄陈孟熙握手言和，相拥相抱，成为抗日史上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梭镖向鬼子们的头上抛去”

1938年2月初，陈毅在瑶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抗日方针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宣布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正式编入新四军序列。2月10日，集中在瑶里参加改编的全体红军战士以及当地的许多群众，在瑶里吴家祠堂召开抗日誓师大会，经过瑶里改编，皖浙赣边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下辖七、八、九三个连。熊刚任营长，张振东任副营长，刘玉林任军事教导员。在改编期间，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动员，加上陈毅同志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和军事才能的影响，许多热血青年慕名而来，不到20天，就从祁门、景德镇等地扩军200多人，这时部队共有550多人，机枪3挺，步枪200多支，短枪30多支，但多数人还是背大刀，执着长矛、梭镖。

2月10日下午，瑶里改编后诞生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550佘人，在李步新和熊刚的带领下，告别了瑶里的父老乡亲，告别了支持和养育他们近十年的革命根据地，启程开往新四军集结地皖南岩寺，奔赴苏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