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之名源自宋真宗赵恒的第二个年号。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共用了五个年号，分别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其中让后人熟知的就是他的第二个年号——景德。一是因为宋真宗让人们记住的重大历史事件“澶渊之盟”，就发生在景德元年（1004年）。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将“景德”这个年号赐予因制瓷著称于世、原名“昌南”的江南小镇——景德镇。如今，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100多年，宋真宗和他的赵家王朝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但因他所赐而得名的景德镇却因代代传承的陶瓷文化和精湛的制瓷技艺，逐渐成为名闻遐迩的世界瓷都。

瓷都景德镇世人皆知，景德镇瓷器谁都喜爱，而对赐名给这座历史名镇的宋真宗，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即便景德镇本地人对这位“景德大帝”也所知甚少。后人对他的认知大多是因为在宋辽战争中，宋真宗作为战胜国的君主，却主动遣使与侵略犯境结果战败的辽国求和签订让其蒙屈的“澶渊之盟”，而留下的“软弱皇帝”之名。

实际上，纵观中国历史，宋真宗还称得上是一个好皇帝，其在位25年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宋真宗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国家日益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咸平四年（

公元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在他统治时期，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冶铁工艺进步，铁制农具日益普及，土地耕作面积由即位前两年（公元996年）的3亿多亩增至5.2亿亩，又引进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在宋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初期时的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宋真宗统治时期的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仍频，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宋真宗《文武七条》的理念和举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借鉴价值。

宋真宗还是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作者。该谚语出自他的《励学篇》，其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表示的意思是：读书是当时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只有读好了书（考取功名）后，才能得到财富和美女。用现代理念去解释，读书就是接受教育，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能，让学生掌握知识学能，以投身社会、服务人群。

即使让宋真宗蒙羞千年的“澶渊之盟”，从古至今也有不同的看法。且不说正因为宋真宗御驾亲征，并且以极大的勇气登上檀州城楼督战，才使宋军士气倍增英勇杀敌，一举击败南侵以来一路势如破竹的辽军。“澶渊之盟”让人诟病的是“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北宋当时每年财政收入达1个多亿，一年拿出30万岁币帮助经济拮据的小兄弟（“澶渊之盟”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今天看来无疑算得上促进民族和谐的仁义之举。其实生于“澶渊之盟”签订之年即景德元年、后来助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北宋名相富弼，当时就评价以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结束了战争状态，节省了大量军费，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而和约“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之条款，更使北宋受益，其每年收益为所供岁币的2.5倍左右。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急速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85万。历史走向证明一切，此战之后，北宋迈向巅峰——宋仁宗朝更是达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

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宋辽之间几十年的战争，此后宋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和约签订之后，宋辽之间一百余年没有战争，双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北宋从此走向繁荣昌盛的顶峰。而且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景德镇早在北宋之前几百年就开始生产陶瓷，“新平冶陶，始于汉世”

（此地东晋时期名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又号陶阳镇），当时这里就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此后，随着此镇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公元583年（南朝至德元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建造豪华的庭院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

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些都说明，当时这里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的影响。到了唐代，当时已改名昌南镇的此地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代饶州刺史（当时这里隶属饶州）元崔写给唐宪宗的《代人进瓷器状》称饶州所贡“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其意今译为“这批饶州上贡的瓷器，全都是在取土选料上细心挑拣，形制堪当典范的精品，不但继承了上古圣贤所用陶蒸的样式，没有缺憾之处，而且在烧制过程中所经历的各道工序近乎完美，确保其坚实细密。尤其是触碰它们时毫无普通食器所发出的那种声响，这种才德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于尧舜所用的土了。它们在气质方面胜过了瑚琏等祭祀用具而使之相形见惭，既因崇尚简洁素雅而在本质上优于其它，又因追求虚实结合而发挥了功用。”盛赞了当时饶州浮梁县昌南镇（景德镇原名）所产的瓷器，说明当时昌南镇所产饶窑瓷器已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吴极《昌南历记》中曰：“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品进御。”另有志书同样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