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朱家军”的来历，得从唐朝末年说起。那年，游击将军朱迁领兵三千从安徽歙县穿过祁门隘口，沿昌江直奔浮梁。按照朝廷的战略部署，户部尚书程仲繁领兵驻守安徽祁门，御使中丞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吴昺领兵驻守浮梁城门（浮北的一个村庄），兵部尚书吕曙领兵驻守福港，朱迁则领兵驻守朱家营，从而在昌江沿线形成一道坚固的纵深防线。因此，这一带当时为战略要冲，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朱迁在行军途中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站在昌江西岸，举目远眺，对岸的群山蜿蜒起伏似一条巨龙卧于江岸，龙头于村北江边饮水，龙尾则逶迤于村南。山下地势开阔，沃土良田千顷向南北延伸。眼前的昌江，河道宽阔，水域平缓，是建码头的天然之地。东有群山作屏障，西有昌江作关隘，易守难攻，此地乃天造的屯兵之地啊。于是，他策马扬鞭，三千将士浩浩荡荡开进这片土地。朱家军安营扎寨之后，这个地方便叫“朱家营”，新中国成立后改称“营里”。朱迁智勇双全，治军有方，屡立战功，深得朝廷重用，不久提升为勇御将军，封为浮梁开国男。

朱家营坐东朝西，昌江从北向南绕村而过，村庄与群山之间的开阔地，均是旱涝保收的稻田，而且村口还建了一座寺庙，是水口庙，历经千年，庇护着村里的万物生灵。我在许多古村庄见到的多为水口树、水口桥、水口坝，而水口处建一座庙宇，还是首次遇见。听村里的老辈人说，历史上村庄沿岸有十二座埠头，往来客船络绎不绝，不难想象当年朱家营的盛况。也许这里的风水太好，汪、徐、李、程、施等姓氏相继迁徙到这里安居乐业。就在朱氏家族风生水起之时，他们却选择迁徙他乡，这始终成为一个不解之迷。朱迁的后裔分别迁往沧溪、流溪、锦溪、横溪、樵溪、汝溪、明溪，《朱氏宗谱》称之为“七溪世派”。汪氏老人说，唐天复二年（902年），朱迁随吴昺前往安徽救驾，在安徽天长县青冈坡与上万反贼相遇。吴昺、朱迁率军奋力冲杀，终因寡不敌众而双双战死沙场。吴昺的副将赵得臣拼死将二人尸体抢出后带回浮梁安葬，但朱迁的头颅被反贼掳走。昭宗皇帝知道此事，大为痛惜，特赐铸金头颅一枚，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朱氏后人怕盗墓者惊扰了始祖朱迁，就在朱家营的多个山头造了九十九座同样的坟茔以混淆视听。这样的故事，在诸多的地方，我也听了不少，想必后人杜撰的成分居多。我们一行劈开荆棘，在一片杂草丛中寻找到一块竖立的石碑，碑文记载了朱迁的生辰八字，这就是朱迁墓了，有关朱迁的故事一并葬在其中。荒草凄凄，一代英豪长眠于此，与青山作伴。石碑孤零零地竖着，坟茔的周遭有几个垂直挖开的洞穴，这应该是盗墓者的“杰作”吧。漆黑的夜晚，一盏孤灯，几个鬼鬼祟祟的影子，盗墓者找到了那颗金头吗？也许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但朱迁是浮梁朱氏始祖是毋庸置疑的。朱迁后裔也是人才辈出，沧溪的朱宏是宋代理学家，他“日记千言，洞彻子史，出入百家，精研义理”，被朱熹称为“畏友”，一生著书颇丰，著名的有《礼编》《四书图考》《六经礼仪》《惠绥集》《回澜集》等；朱韶也是沧溪人，在京都南京举仕，先在安徽贵池县任推官，后任池州知府；吏部尚书朱貔孙一生高风亮节，刚正不阿，为民办实事；还有武状元朱虎臣，七岁时就“能步射十二矢中九的”，朱氏在浮梁史上为名门望族。

朱家营在历史上隶属新定乡城门都，它的上游十来公里水路处有一座村庄叫传芳里，最早叫船坊里，是造船的地方。明朝的朱元璋兵败鄱阳湖后来到传芳里秘密造船，在朱家营秘密训练水师，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达一年之久。从这里顺水而下到鄱阳湖不用三天时间，朱元璋的水军突然出现在鄱阳湖，如天兵天将势不可挡，将陈友谅打得落荒而逃。浮梁的小山村竟然与朱元璋的反败为胜的经典战例扯上了关系，既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也是必然。昌江边上，历代风云人物演绎着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时光如指缝间的流沙匆匆滑落，转眼间就到了秋天。江南山村的秋天依然郁郁葱葱，即使偶见一片黄叶也很快被淹没在绿海之中。蔚蓝的天空下，昌江水面倒映着群山和村庄，如一幅写意画，自然挥洒，色彩飞扬，给人一种随性的韵律美感。“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在浮梁，每一处山水都是看不够的景致，每一座村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