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杨庭辉经过艰苦实验制成胭脂尺后，在陶瓷界引起轰动，他精湛的利坯技术、刻苦的钻研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陶瓷天赋，使得不少窑户争聘他去负责生产指导。这些引起了御窑厂的注意，不久，他被指名调入御窑厂，专门负责器型设计和瓷土研究工作，月薪为银洋150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阶层。

由于业绩突出，几年后清吏部授予祖父以监生称号，并发给各季服装。监生是指在清朝国子监读书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及入仕均要先取得监生资格。我的祖父出身微寒，又仅粗通文墨，却被招入皇家瓷厂并委以重任，且跻身“高级知识分子”的监生之列，这不能不说是他聪颖加刻苦的结果。

先父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我祖父在御窑厂设计制作的一件事：当时京城有位皇亲在梦中见四只猛虎向他扑来，正在万分惊恐时，忽听到一声雄鸡长鸣，人便惊醒。后经过占卜，皇亲知是吉兆，于是题了“饿虎四至，我睡犹酣，雄鸡一鸣，人梦忽醒”十六个字，下到御窑厂，要求设计一种陈列瓷，以作纪念。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祖父身上。祖父按照皇亲的要求，设计了多个样式报批，最终确定了一种类似笔海式的案头陈列瓷。在图案绘画设计上也是经过反复设计审定的。开始画的是四只膘肥体壮、张牙舞爪的猛虎，皇亲认为不符合“饿虎”梦境；后改为体型较瘦、前爪双拱的姿势，才获批准。我祖父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出这件纪念瓷，上述十六字题词也按要求写在瓷上，皇亲收到后大加赞赏，御窑厂也特别给了我祖父的奖励。

父亲多次告诉我们兄弟，我祖父在御窑厂工作期间，悄悄保存了他亲手设计试制的各类瓷器，总数达四百余件。这批试验瓷，除少数青花龙只有四爪外——据说清廷规定，民用瓷上画龙的只能画四爪——其他均与宫廷瓷一样画有多爪。当时要拿出这批瓷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朝廷有规定：御窑厂的产品，除选送贡品外，其余一律就地捣毁，若有留拿者，抓住即严惩，有的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估摸，祖父之所以能拿出这些瓷器，大概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毕竟瓷器是他设计、监制的，其他人也就当作没看见。遗憾的是，祖父冒险送到故乡余江的这批极其珍贵的瓷器，于1940年日寇侵占鹰潭到东杨村烧杀掠夺中全被捣成碎片。

辛亥革命之后，御窑厂停办，不久江西瓷业公司成立。祖父挚友、瓷业公司领导人饶华階邀请祖父到公司工作，职责和御窑厂一样。1915年，祖父为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设计了一套有底有盖可保温的餐具，定名为“和合器”。这套和合器胎薄釉白，造型美观大方且适用，它一面市就深受客户欢迎，至今仍是宾馆饭店和寻常百姓家的常用餐具。

祖父还设计了一套大小不同的瓷碗、酒具，生产时他亲自上车利坯，指导上釉、烧成，直至成瓷。这批瓷器后来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不久，为表彰祖父在国际博览会获奖的业绩，浮梁县知事韩兆鸿特别给我祖父颁发了一枚奖章。父亲年幼时曾把两枚圆形奖章挂在胸前得瑟炫耀，他还记得，韩知事发的奖章底座有交叉式稻穗，上缀红、黄、蓝三色佩带。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江西瓷业公司濒临倒闭，饶华階辞去厂长职务，我祖父已年逾六旬，思乡心切，也就告老回余江了。

抗战时期，日寇侵入鹰潭余江，祖父保存的瓷器、图纸、胭脂尺及两枚奖章均在日寇的烧杀扫荡中遗失、被毁。1942年（不知什么原因，不少文献上都说是1941年），77岁的祖父被日寇抓住，因拒不回答村民藏粮的处所，被兽兵用长刀当头劈下而悲惨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大徒弟周业谷的儿子周翰（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代表政府找到我父亲收集祖父的图纸、尺、奖章等物，当他听说这些都已荡然无存时，扼腕顿足叹息说：“这是师公一生心血和经验的结晶，是景德镇陶瓷的宝贵财富，失之可惜、可惜、可惜呀！”是呀，这不但是我们杨家的损失，更是景德镇陶瓷的损失。

石玢女士在《胭脂尺》一文说：“对于杨庭辉那样富有创新精神的能工巧匠们，真想有一块石碑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刻上，让后人敬仰。”确实，无数陶瓷先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祖国的陶瓷事业，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必将永远镌刻在“瓷都”这块金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