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景德镇御窑厂自乾隆四年之后为九江关所辖，九江关监督为御窑厂名义上的一把手，其官职全称为管理九江关税兼管窑务，或为九江关监督并管窑务，或为九江监督办理窑务。九江关监督主要负责九江关的关税，对于瓷器烧造确实是兼管，除发往每年烧造钱粮及钱粮报销外，还负责奏报大运及传办瓷器解运进京，每年不定期去御窑厂巡察，但多不具体参与瓷器的烧造，即使是对乾隆瓷器烧造做出巨大贡献的唐英也是如此。而长期在御窑厂负责瓷器烧造的官吏，其名或为协造，或为协理，或为监造。

清代御窑厂协造之员的任职多有变化，以乾隆朝为例，四十二年前为三年一任，四十三年始为五年一任。五十一年前为内务府拣员选派，五十二年始为饶州府同知充任。内务府所派官吏多来自养心殿造办处，虽不见得明了瓷器烧造之过程及工艺，但多与艺术搭边，且为专职专责，故对烧造较为用心。而饶州府同知为知府的佐贰官，分掌督粮、清军、捕盗、水利等事，与艺术恐系外行，加以兼摄，故对烧造并不上心。在众多的窑厂协造之中，以老格的贡献最大，任职时间也最长。

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老格原为养心殿造办处催总，于乾隆六年十二月任职景德镇御窑厂协造。此前的景德镇御窑厂虽然能正常生产，但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为此，在乾隆六年时唐英受到两次斥责。先是五月二十日接到怡亲王谕：“乾隆六年四月十二日奉旨：唐英烧造上色瓷器甚糙，釉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著怡亲王寄字与唐英。”同年七月十五日又奉朱批：“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但这能全怪唐英吗？唐英任职九江关，“计距厂三百余里，虽每年可以赴厂两次……但道里往返，一年工作，只得一两月监看，究不能逐件捡点”。而御窑厂内是监造乏员，先是乾隆五年监造默尔森额有病不能主事，后是六十三在厂任监造不及二月，因离京赴任时妄称钦差而免职，“以致所得瓷器不无粗糙”。

老格初到窑厂，可以说对一切均感陌生，拿唐英的话说是“初管窑务，未谙烧造”。但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耐得住寂寞，留心学习。而唐英利用每年春秋二季赴窑厂查看釉水、颜色、出样、定款之时，给以指点。不出三年，老格于瓷务“渐就熟谙”，虽唐英不能经常在窑厂，倒也能应付差事，使“近年瓷务亦得稍免歧误”。除传统的大运瓷器品种的烧造外，这期间老格还参与了轿瓶、万年甲子笔筒、鼻烟壶等的烧造。同时还经手烧造瓷器的经费使用，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

一晃老格任职窑厂监造三年过去了，按例应该更调升转，但唐英实在是舍不得老格走，于是在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折奏请“老格在厂三年，为人安静，办事谨饬，不但烧造钱粮经手无误，而于造作事宜亦渐致娴熟，在窑厂实有裨益……奴才为瓷务起见，仰恳圣恩，可否免其更调，仍留窑厂协造，容奴才再为逐一指点，则于现在之瓷器，不致以生于贻误，而于日后之造作，亦可得一熟谙之员矣”。由此可知唐英对老格之信任及期待之高。乾隆皇帝在此奏折上朱批：“老格着再留三年，该衙门知道。”此一留用，就几近二十五年。

乾隆十二年唐英进京面圣时，当面请旨再留老格三年，到十六年时，老格已在窑厂十年，而唐英在十五年时调任粤海关监督，此时老格的顶头上司为九江关监督惠色。惠色对老格十分器重，于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上折奏请：“奴才兼管窑务以来，细加留心察看，凡制造御器，老格悉能敬谨办理……匠役众多，亦皆驾驭有方，俾各爱戴摄服，……若令仍在窑厂，于窑务俾为有益，……今老格以七品催总在厂办事，业经十年，若不循例更调，未免阻其上进之阶。惟是御器亦甚关紧要，非生手所能办理，可否仰恳圣恩，念其当差年久，且才具可用，就催总升品级，赏以职衔，以示鼓励。俾仍留窑厂办事。”十二年后的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时任九江关监督海福在奏折又以“老格在厂年久，明白熟练，且精力尚未就衰，应请仍留在厂协理烧造事务”。此时的老格在窑厂已逾二十余年。虽二十四年时有造办处柏唐阿、百岁发往学习，但三年期过，“于烧造诸事尚未熟悉”，二十八年时又一病半年有余，故窑厂全赖老格支撑。乾隆三十三年时，老格“染患疯痰，病症初时犹能照料公事，近则精神语言俱属恍惚，步履维艰”。老格真的老了，故时任九江关监督伊龄阿二月十八日以“该员有经手钱粮、督率工匠恭造御器之责，诚恐在厂人役乘其有病舞弊侵渔”为由，请旨回旗调养。乾隆皇帝于十二月十八日奏准。

乾隆三十四年，年已六十六岁的老格离开了御窑厂，想二十八年前以八品催总衔初到御窑厂时正值壮年，先佐唐英成“唐窑”之名，后历惠色、尤拔世、舒善、海福等督陶官，垂垂老矣之年亦不过七品衔，着实令人叹其时运不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