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丽娜

事件发生在1974年。腊月。

要换我的是一户有钱人家，夫妻俩是当地缫丝厂职工。缫丝厂是国营大厂，好几千人，能在那个厂里上班对农家人来说，就是有钱人。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但他们还想再要一个孩子，是男是女都好。两个孩子做个伴。

我家里当时的情形是，从大姐到我，六个女儿，在同一个屋檐下争吃的、抢穿的，闹哄哄一团。疲惫不堪的父母亲都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耐，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对于1974年腊月里发生了什么依然一无所知——我还不足两个月大，仍旧喝母亲少得可怜的奶水。更多的时候母亲是把在铁锅里扑腾的玉米粥用勺子反复地荡几下，撇出浮在粥上面的糊糊，作为我的主食。后来母亲不止一次说过，玉米粥所有的营养都在那点糊糊里，而那么小的我在懵懵懂懂中居然霸占了家里所有人的营养。

要孩子的那家人捎话说，会给我们家一小笔钱，还有少量的大米和白面作为补偿。为了尽快促成交易，他们希望在年前就把孩子抱过去。襁褓中的我还小，认谁做父母都一样，容易扎根。事情差不多就这么定下来了，用我来换取一些钱和粮食。在1974年的冬天，别说钱和粮食，就是一捆干草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都是得之欢喜的好东西。父母亲商量多次，换还是不换。仿佛也不用商量，事情明摆在那里。我到了那户人家，生活待遇最起码能一下子提高上来，有好衣服穿，好吃的好喝的，上学时还会有好的文具。随便想一想，就觉得前途锦绣，无限光明。

母亲当时也在我五个姐姐中寻找恰当人选，如果要送出去一个的话，送哪个更合适。我大姐当年13岁，她除了是家里长女，也是家里承担活计最多的那个孩子。她早就学会帮母亲做饭、烧火、洗衣，她还会打猪食、喂鸡鸭。有时候我们的衣服穿不上，裤子尿了，都是大姐来帮我们换。简而言之，大姐是除父亲之外，家里孩子中的顶梁柱，送谁也不能送大姐。母亲又权宜过二姐，认为她笨手笨脚，做事情太慢，怕去了那户人家挨打挨骂，就又留下了二姐。而三姐四姐也都是懂得认爹认娘的年纪，怕又哭又闹的也不会认那家的夫妻为父母。轮到五姐，母亲愁苦地长叹一口气，意思是这个孩子更不能送出去了。她的脚在两岁的时候被针扎坏了，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个样子送给人家非遭虐待不可。思来想去，谋来谋去，母亲的眼光最终落到家里最小的孩子——我身上。是的，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就在我即将被送出去的那一天，母亲又有些犹豫了。是因为距母亲家不足一里路的另一户人家的女人来借点什么，借完就匆匆走了。她说家里的老八还没人照看，她得赶紧回家看着老八，然后做饭给十个孩子吃。女人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击打在母亲心上，让她像从梦中醒来一般，当即自责起来：人家养着十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都没想过把孩子送出去，我怎么能把不足两个月大的小老六送出去呢。换来一座金山银山又怎么样？我的孩子成了别人的孩子了。后来母亲就把这番话原原本本说给父亲听，说得理直气壮，一脸悲情。本来是统一联盟要送我的，顷刻间就变成父亲一个人的单打独斗。结果自然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团团圆圆过着大年。点蜡烛，吃苞米粥。母亲数一数围坐在桌边的我们，一二三四五，又慈爱地望了望躺在她怀中的我，嗯，一个也不少，她十分欣慰。

长大后，电视剧看多了，我就不免会想一些很离奇的问题：我是我父母的孩子吗？哪里能证明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对比着我与父亲的性格——都急躁，脾气倔，也许能稍稍证明一下我的基因里有父亲的影子吧。

长大后我还问过母亲，后来的后来，就再没动过要把我送出去的念头吗？母亲微眯着眼睛，仿佛沉进了回忆里：没工夫想这事了，咱们村上办了缫丝厂，妇女、男人们都可以进厂打工，黑天白夜想着挣钱这事。日子好了，哪还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往外送？

我翻看过少年时的照片，它们分别是我7岁、10岁和14岁时照的。照片上的我留着假小子的短头发，被家人簇拥在中间，一张比一张笑得灿烂。而照片上我们全家人的笑容融汇到一起，犹如一片明晃晃的阳光。仿佛日子里的苦楚只是在门外打了个转，就焉头焉脑地溜走了。

过年过节时我们全家人聚会，大人孩子二十好几口人。我举杯时戏谑母亲，“怎么样，当年没把我换走后悔了吧？”

母亲一愣，“早知道你这么贫嘴，早就该把你换出去，赚一袋大米白面吃吃。”全家人一哄而笑，母亲笑得更欢，眼睛又眯成了一道深深的缝隙，像刻意兜住无边的欢喜。

我端起酒杯，跟姐姐们说，“来，为我自始至终都能做你们的六妹干杯！”姐姐的眼里瞬间盈满了泪花。母亲的小屋中杯盏交响，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