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时，我在江家坞横弄居住。出家门向东行走二三十步就是苏家畈，苏家畈这条里弄较为宽敞，与我住的弄堂呈丁字型。苏家畈长140多米，宽1.6米，原为青石路面，后修复水泥路面。宋末此地为苏氏村落，地势较为平坦，故称“苏家畈”。

我生性有好奇寻古的嗜好，从小到老特喜欢在全镇巷弄旮旯里转悠，若要说里弄店铺最多的地方，苏家畈应算一个。

苏家畈这条里弄的店铺屈指算来有杂货店、肉店、豆腐店、菜店、黄烟店、裁缝店、修鞋店、油条包子店、剃头店(旧时不称理发)……

说是店铺，只不过是在堂前或门外置个柜台、放条肉砧、架个摊板、支个大锅而已。除剃头店店主被人称剃头师傅外，其他店主统统被人称老板。陈旧简陋的板壁屋也无招牌也无特征，把店铺大门一关，如进来一个不是这邻近的人，就根本不知道哪家是店铺，经营的又是什么货品。过年时，弄堂内有的店铺竟然还在大门两侧贴上“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春联。一个小得可怜的居家店铺哪来的“通四海、达三江”，连达昌江都做不到。这些店家的货品来源只是在镇上商家手里拨点货，大点的商家还懒得与这些小摊主打交道。贴个春联只是图个吉利、图个热闹。他们都没什么文化，更不知哪是“四海”，哪是“三江”。求个人帮忙写个春联，操笔者想写个什么就是什么。

我常常光顾的是一家杂货店。我父亲爱喝几口酒，碰到手头稍宽松时，就将两毛钱放进茶杯(那时没有很强的卫生意识)，让我去杂货店打二三两酒解馋袪乏。那杂货店酒坛常年装着的是高梁、牛庄、平烧三种散装白酒。最便宜的则是平烧，每斤6角多钱，我家境贫困，父亲只能享受最低档。

杂货店老板，我父母尊称他长辈。店老板身高体瘦，腰身如弯弓，走路缓慢，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做生意挺讲规矩。我进到店里，将钱从茶杯取出，递给老板，不要说一字，老板就知道我要买几两什么样的白酒，他与我家够得上老宾主，他十分清楚我父亲只习惯也只够条件喝平烧。

用竹筒制作的打酒量具称“酒提子”，酒提子有半斤、一两、二两几种容量。老辈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老话：“快打酒慢打油”，指的是旧时店铺商人在售酒、售油方面的“秘诀”，其实就是一种不当行为。为什么要快打酒？因为酒提子快速伸进酒坛，重力一碰撞，顿时会产生酒花，而酒花可以占据空间，然后迅速倒进顾客盛具。如你在酒缸里慢慢提出酒提子，那酒花瞬间无存，酒提子里的酒一看就明显不满，顾客肯定有意见。至于慢打油就不细说。而这位杂货店老板偏偏不这样。他打酒是慢打，不让顾客吃半点亏。他常对人说，做生意买卖要讲德性，不能克扣份量。

我最讨厌的事就是去剃头店剃头，每次剃头都是父母拉拽我进店。坐在剃头凳上我浑身像爬满跳蚤虱子，全身不自在，东倒西歪。那30来岁的剃头师傅性格温和，干活认真，他的头随着我头的转动也不停地晃动，还不时地调整他的身子。一丝不苟地将我的头剃干净，要花费近半个小时。完后，他手轻轻按在我肩头，冲着镜子满意地长嘘一口大气。小孩剃次头收费1角钱。即使这点小钱，有时我家还得赊账。我家大人脸上尴尬地说：“真不好意思，这钱你先记一下。”“不碍事不碍事，都是弄头巷尾住的人，千万莫放心上。”那剃头师傅大度地安慰我们。

我上学、放学时非得在一家肉店前经过。那肉店老板体格壮实，皮肤黝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看似蛮横，其实是个厚道人。有人路过，无论是男女老少，他都会热情打声招呼，扯几句闲话，当然也是想招揽生意。有一年，眼睑膜炎流行，弄里不少孩子惹上“红眼病”。那时民间有个时兴“偏方”，用块指甲大小的猪肝贴在眼睑上，几日后红肿就会消退。这一下，肉店就来了“生意”。我弄里这家肉店也应接不暇，你来讨一点我来要一点，这位肉店老板毫不吝啬地有求必给，但嘴巴不停嘟囔：“这下蚀本算蚀到鄱阳湖去了！”

快出苏家畈弄口，有家小菜店，店主也被人堂而皇之称老板，夫妇俩均操此业。相对之下，这家菜店的生意较里弄其他店铺还要惨淡，加上小孩多，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可店主是个乐天派，他每日不停地用鼻腔哼着歌，也不知哼什么歌。有时也用嘴唱：“哆来咪、咪来哆，哆来咪那个咪来哆……”也许7个音符，他就只知道3个。

虽然我很早就离开了那条住过的里弄，但知道里弄内原来的店铺早就不复存在，但不知那些比我大二三十岁甚至以上年龄的店老板是否安康健在。可那些店铺的故事却深深融入我的记忆中。

曹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