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民

这已经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读大学。

那年六月，父亲早早地就赊回了一群鸭苗，用赊字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因为买鸭苗和饲料的钱一大半是向信用社贷的，另一小半又向仔鸭厂老板赊了鸭身。

那时家里贫穷，父母领着我们兄妹九人艰难度日，只有一间四面漏风的用土坯与火砖混砌起的房屋，其他便只剩下债了。还好父亲有信用，他便是靠着这信用作了抵押贷到了款，养活了我们。

父亲比母亲好一点，能认出“一、二、三”字，如果“四”字写成四横估计也就认得了，他一生便吃了不少不识字的亏，如工分被少记了，公粮积利被重算了……于是他拼着命地要我们读书。

但靠几亩薄田，十多张嘴，糊口都难，读书谈何容易啊！于是父亲便尝试着烧木炭，烧石灰，最后放起了鸭子。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人缘特别好。大公社时期，他做过生产队长，一身的力气，为人爽快乐观，又乐于助人，十里八乡都认得他。

他算计好了我放暑假的日子，又结合我开学的时间，再根据鸭子成长的周期计算卖鸭子的时日，大概在我开学前二日能拿到学费。至于能拿多少，会不会除开学费还能有些结余，那就得靠着些运气了，这多少也有点像庄稼汉靠天气吃饭一样。

大概这一年的六月上旬，父亲又赊回了一大群，一千多只。小鸭子在父母亲的精心照顾下正各自褪着乳毛，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放假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天，我便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支长长的竹竿子，竿子顶上系着一块塑料布，便是我暑假里前进的一面旗帜。

从早到晚，父亲一边指挥着我，一边指挥着鸭子，俨然是一支打土豪的队伍，我便也名正言顺地成了队伍里的副司令。

这一天，我们又起了一个大早，父亲说今天鸭子要放得远些，路程长，要早些赶路。

我几乎是抱着瞌困歪歪斜斜地挪到了鸭圈边，这时鸭子早已兴奋起来，跃跃欲试地，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嘎嘎地叫个不停，它们似乎知道今天是一场远行，似乎提前从父亲那里知道了远方农田里有些害虫正在戕害农人的稻穗，它们已在嘴上套上青黄色的铠甲，准备一场厮杀。

这让我这个一身慵懒的副司令突然也汗了颜。

我于是一扬竹竿，哗的一声打开“旗帜”，跟着父亲一起进发。星光被我的旗杆打落了一些，落在路旁的草丛中一闪一闪，一丝曙光慢慢地从天边抽出来。

父亲和往常一样，照例在前头赶着几十只头鸭，这些头鸭就如战场上的敢死队，一个个精神抖擞，沿着暮色向晓光前争渡。

父亲身后就是大部队了，我便跟在大部队后，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远山的影子向目的地蹚去，有几次险些被几天前伤着的脚鸭绊了个趔趄。

父亲一面心里盘算着要走最便捷的路，一面眼睛要防着头鸭走得太快，一面嘴上还要催着我跟上。

此时，父亲也不再只是我的父亲了，他还是这群“战友”的父亲。

不，他不只是我们的父亲，他俨然是一面黑夜中的旗帜，是无边的黑夜里的一名舵手，迎着风浪，在夏虫的聒噪声中行进。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邻乡的一处田地。父亲娴熟地把竹竿向前头一拦，那几十只头鸭便如领了军令状般向水田里冲去。

然后，大部队也跟着从岸上一下子拥挤着全部跳进水田，像非洲草原上成千上万的角马横渡一条布满鳄鱼的河流，更像一大群企鹅站在高高的岩崖上向着黎明的远海纵身一跳，它们在生存面前，都展现出如此匆匆而又澎湃的影姿。

这时，晨光正一点一点地爬上了东面的山顶，又一点一点地向我和父亲的脚边渗透过来。

几只柳莺早已飞出了巢，落在巢边不远的枝上，呼朋引伴地发出清脆的歌声。小鸟也是一样有仪式感的，它们出发前都要相互地为对方唱首赞歌，祝福今天都能觅到好的食物。

小鸟的出场仪式虽然华丽，但这群躁动的鸭子军，它们根本没有欣赏的时间，更没有欣赏的心情。它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太太，可以坐在明月晓窗前吐着烟雾嗑着瓜子呷着茶香。它们要从污浊里找寻到生命的延续，它们要从草蔓中翻阅出生活的艰辛。

父亲也自然是没有雅兴来感受清风晓露的凉爽和小鸟的琴瑟和鸣的。

趁这时鸭子远了一些，他走近我身边，用一种近乎商量的口气说:“五儿(我在家排老五)，这个田畈比较大，刚收完稻子，够它们翻一上午的，你先看一下书，我去山上捡些柴火，中午和晚上都要做饭吃，省得你姨(我们方言喊娘为姨)跑来跑去。”

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几天前已来踩了点，昨天傍晚把些简陋的锅碗瓢盆也都提前驮了过来，并支起了帐篷。

还没等我同意，父亲就上山打柴去了，一下子丢下我立在田埂上。此时天已大亮，树枝上的鸟也已经远行，刚才还喧闹得要掀翻远山的鸭子声，眼下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只脚鸭在细心地翻找同伴们漏下的美食。

我突然感到一种落寞和孤单，心想着不能让父亲一个人上山，便三步并作两步跟了上去。父亲见我跟来，又听我说一个人处在幽深的深山田野上有些害怕，便由着我了。

父亲是个打柴的能手，一会儿便凑拢来一大捆枯枝，往身上一背，领着我下山了，他没让我另打一小捆，他说下山的路滑，他说这次要听他的。

回到帐篷边，父亲把背上那捆柴轻轻顺着臂膀溜了下来，像轻轻放下一个孩子。

这让我忽然想起小时生病的岁月，每次生病时都是从母亲的手臂中交到父亲的臂膀上，用一根长长的布绳子结结实实地捆着，和父亲捆在一起，走在晨昏救治的路上。

而每次趴在父亲厚实的脊背上，游走在清风星月里，我都觉得像坐在了一艘巨大的天舟里，在银河里飞渡。那时我甚至希望自己生病，一边能喝到母亲端来的红糖水，一边又能乘坐父亲宽阔的天舟。

此时，父亲把柴火当成了儿时的我，轻轻地放在地上。他总是这样，饱含一颗温热感恩的心，严厉中带着温柔。

父亲放下柴，见我立着没动，若有所思的样子，笑着对我说：“是看一会儿书，还是帮我挖个灶台？”，我一听说挖灶台，忙“嗯嗯”地应承了下来，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在外不比在家里，煮饭有现成的灶，那样的年月，又如我父亲这样的家庭，想在原野上蒸腾出一锅米饭来，那确实是要有一番生活的技巧。

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打柴刀，刀柄上还有父亲手上留下的余热，余热像电流般沿着手指注入我的血脉。

父亲一再嘱咐我别伤着自己，也别弄到一身泥巴，嘱咐完之后，就往鸭子鸣叫的地方去了。他得防着空中早起的鹰，还要防着地上狡猾的黄鼠狼。

我在想，养个鸭子也要有这么多担心和提防，这以后的人生呀，得有多少陷阱在前面呢？

很快的，我便就着田边靠近菜地的土坡挖出了一条二尺深一尺宽的沟，然后捡来两块稍规则的石头往两边一放，一个灶台就完完美美地呈现在了眼前。

中午的饭是我煮的，我说我以后成家了，也要承担各种家务，父亲便同意了。

当饭送进嘴的那一刻，我差点吐了出来，不仅有一股浓浓的烟熏味，还是夹生的。但父亲只是笑了笑，坚持把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

那晚，我们住进了帐篷，帐篷边是鸭子渐渐歇息的声音。一盏微弱的煤油灯吊在栅栏边，照亮着无边的黑夜！

不远处，猫头鹰总是送过来一两声凄厉的叫声，伴随着夜风不停地撩起油布纸的哗哗声，父亲、鸭子和我，彻彻底底地提着一颗心，半醒半睡着。

我和鸭子自然是害怕得多，父亲却是担心占据了全部心神，因为我们的鸭子以前曾在半夜被黄鼠狼叼走过。

当晚后半夜，父亲的担心说来就来了，一只野猫洗劫了我们的鸭圈。

父亲和我，硬生生地，眼巴巴地看着它押着一只残脚的鸭消失在夜幕之中，鸭圈里飘浮着被撕飞的羽毛和同伴们惊恐的沙哑叫声，叫声里有一股冲鼻的血腥味。

父亲又重新点燃了灯，天一亮，我们就转到了其他地方，父亲说野兽记性都好，一旦尝到甜头就会惦记。

父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野兽一天要走很多路，并且是在迷茫的山路荆棘中行走，如果它们记性不好肯定会迷路的。人都会朝着财权宝藏在一条道上不停地拥挤，何况野兽呢，何况这只大猫呢。

想到这一点，我忽然地感到刚才对大猫的憎恨有些后悔了。

这样转来转去，转了几回，我们的那顶帐篷也跟着飘转了几回，我也在几处照样地挖出了灶，升起了炊烟。

这样转到八月底的时候，我开学的日子近了。

父亲托着鸭厂老板的关系把鸭卖了，除开饲料，除开刚买来不久被父亲的竹竿误伤致死的一只，除了暮色里被我踩坏的一只，除了那一夜被大猫叼走的一只，除了送给隔壁大妈的一只，除了留下几只准备作蛋鸭，好生几个蛋当作到省城看我的路费，其余的，全卖了。

一算账，净赚了36元，均摊下来，每人每天不到二角五分，还不包括母亲中间送伞送菜送米的小时工。

卖的时候，父亲说真不想卖，他说再过几个月就能见到白花花的鸭蛋。可不卖不行呀，眼看着我就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父亲说谁晓得只赚了这么点钱，上一波还赚了二千多呢。

父亲说话时眼睛望着远处的水田，我估摸着他又在计划下一群鸭仔了。

上学的那天，我手里攥着从父亲口袋里摸出来的一张张拾元钱，一共三十张。我知道那里面只有36元是赚的，其他一大半是贷的款，我捏得紧紧地，紧紧地，手心捏出了汗。

捏着捏着，我忽然感觉像攥着了一把鸭毛，里面有那晚大猫扯下的那把，我猛一转身背着父亲说了声再见，急步向都市方向走去，豆大的眼泪夺眶而出。

走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他正躬着腰在系鞋带，阳光把他的身影与路边一棵大树连在了一起。

此时，父亲不正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吗？

我毅然拭去眼泪，像一位军人扛着一面旗帜向城市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