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高考落榜后,便喜欢上了文学,常见他一有空就趴在桌子上,折腾起他那几本书刊。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父亲就地取材,在我们兄弟床头边打上四个木桩,然后在上面放一块木板,用钉子固定,这便是我们的书桌。我们的功课也都是在这上面完成的。
夜深了,等我和弟弟睡熟时,哥哥借助微弱的油灯,在书桌旁开始了他的夜读生活,还不时发出笑声,不知多少夜晚我被这笑声吵醒。次日,我总是好奇地去寻找书中那些令人可笑的文字。久而久之,我便爱上了文学,开始模仿哥哥搞创作,还不时地把作品寄出去。每当收到编辑部寄回的退稿函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写作并不是件好干的差事,我几次想放弃。终有一日,哥哥的一篇文章在《宝鸡日报》上发表,我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创作欲望瞬间被点燃。然而我非常纳闷:哥哥的作品为什么不寄给我们家门口的《九江日报》?对报刊我了解甚少。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小职员,每逢快过年时,就利用他的职务之便,从村里找来一些废旧的报纸裱房子。这很好,至少让我知道有《人民日报》《江西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九江日报》等报刊。当然,情有独钟的还属《九江日报》,毕竟是本地报刊,征订量较其他报刊要大得多,所以我无法回避她对我的影响,墙壁上、书桌上、床头边经常有一些更新的报刊,每每茶余饭后,或功课间息,有意无意地盯上几眼。报刊从此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我时常会想入非非地把自己的名字虚拟到里面去。为了这一念想,我的创作从诗歌开始起步。老实说,那时的写作完全停留在模仿的低级阶段,有时东拼西凑的。可想而知,这四不像的作品命运将会怎样。我总是在希望中等待,又在等待中希望……
后来,父亲当了村主任,家里的报刊杂志便多了起来。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篇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报刊中一些精彩的片段和描写,我从不放过,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用剪刀裁剪下来,然后买来一张白纸,裁成现在A4纸大小模样,把剪下来的一小块,一小块文章贴上去,这就成了一本我拼成的文学作品集了。父亲说我糟蹋报纸,那时,我也没少挨过骂。
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都面临一纸难求的境况,报纸在一个家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功能除了糊墙、做鞋底模板外,更是寒门学子的精神食粮。
记得读初中时,偶尔发现县里一张叫《杨柳津》的小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在全县中学生中举办一次主题为《祖国在我心中》的征文比赛。我写的一首散文诗荣获了全县初中组一等奖。听老师说所有获奖作品都在县文化馆橱窗里展示,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向同学借了部自行车,下午从距离县城十多里远的乡下去看个究竟。站在橱窗边,我犹如驰骋在知识的海洋,琳琅满目的书画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让我流连忘返。由于忘了给车上锁,返程时发现车子被盗,我不得不为我的大意和兴奋埋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篇获奖作品,终于被县里推荐到《九江日报》发表,见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变成了铅字,那真是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后来邮局寄来了稿酬取款单,印象中大概三四块钱。是取出来,还是留着做纪念?我矛盾了许久。在那个年代,说不缺钱那是假话,毕竟几块钱还能买几十个鸡蛋,我还是强忍着没取,当书签夹在书里,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即便是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我也不曾动过念想。遗憾的是后来因几次搬家,那张“书签”再也找不到了。
自此以后,我与报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1987年考取师范学校后,我第一次花钱订了一份《中师语文报》,在当时看来,那是极好的一份报纸,上面有好多同龄人文章,更有老师的评语。我最喜欢看老师的评语,它对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帮助。后来我试着投了几稿,虽然是豆腐块文章,还都被刊发了。就这样,我很自然地混进了学校的文学社。记得一年春季,校园内爆发了一场盛大的流行性感冒,一夜间,学校200多人住进医院。当晚,学生会主席找到我说:“听说你的文笔不错,帮我们把这件事对外报道一下”。我二话没说,连夜赶出了一篇稿子寄给了报社,第二天在《江西青年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当时,同学们把我当英雄崇拜着,但我好像并不以为然,为了鼓励我,学校发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在那段时光里我时而像个孩子一样调皮,时而又像个大人一样的思考,我可以听见我心跳的声音,同样也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一段找寻自我的时光,感谢报刊馈赠与我的文学梦,对此我深怀感激。后来我投稿最多的当然还是报社。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报刊绝对算是擎天柱。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我该如何去熬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喜怒无常的日子;没有它我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暗淡。报刊所带给我精神世界的饱满以及欢愉,是我所慰藉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有不少可打发的时光,还可以去思考,还可以去找寻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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