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笔者来到绥德产妇坠楼当事医院，独家专访了事发当日下午的值班助产士张帆。医院此前公布的“家属三次拒绝剖宫产”记录中，前两条的记录人均为张帆。她透露，当天她与家属沟通时，并未向家属提议进行剖宫产；她同时解释，她记录在护理记录单上的“家属拒绝手术”字样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术语表达。

事情正在起变化。从理性角度看，产妇坠楼只是一起个案。这个个案的确让人痛心，但是个案毕竟是个案，它不该也不能对普遍的人性和稳定的价值观产生致命冲击。所以，面对这样的个案时，首先需要彻底还原真相，在真相得到充分还原的情况下，有责任人的要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是按照法律给予定罪，还是遵从道德予以谴责，要看具体情形。只要做到了处罚严厉、反思深刻，也就算实现了个案纠错。很多时候，个案只是个案，个案的发生可能有普遍的背景，也可能只是偶然因素的促成。对于个案，应该理性分析。

遗憾的是，很多个案在一开始就是面目模糊的，真相缺少的；面对这样的个案，人们并不知道具体细节，也就无从判断事件的性质。最后，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就会结合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进行合理想象——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这真是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事实！至于，合理想象的情形是不是事实，又或者在想象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别有用心的信息的干扰，人们不得而知，他们缺少足够的信息去作出准确判断，他们更多时候以自己的感觉进行了合理想象，并陷入这种合理想象中不能自拔。

甚至，人们在这种合理想象中会放大事件的影响，会产生极端思维，会怀疑一切，包括事实真相和基本的人性、价值观。在孕妇坠楼的舆情反应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形：当医院说，孕妇曾两次向家属下跪请求剖腹产被拒时，舆论立刻陷入了一种极端思维中——人性是险恶的，没有人可以靠得住，你把丈夫当老公，人家可能只是把你当成生育的工具。这种极端的认知，因为一个个案得到了普遍共鸣，人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可能只是生育的机器，是死是活根本没有人管。这当然不是普遍的情形，更直接动摇了关于夫妻关系的基本认知，但是舆论就是喜欢这样快意恩仇、直接了当的表达。

很难说极端思维与鼎沸舆情谁在迎合谁。一方面，面对真相模糊的个案，舆情是容易情绪化的，众多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频发，也让人们开始习惯怀疑，并相信人性之恶；另一方面，在看到舆情一点就着时，很多意见的提供者开始喜欢以极端化的思维获得舆情的追捧，这种追捧让表达者最快速地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相互迎合中，隐藏的逻辑是，极端的思维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让价值观不再纠结；成立的原因是，极端思维更容易捕获价值观对立的群体，更能够调动人们的情绪化，自然也就更容易占领意见市场。

问题是，极端思维带来的结果是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以及价值观的撕裂与对立。对于喜欢极端表达的个体而言，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更愿意所谓的真相可以直接用来说理。所以，在真相模糊时，他们选择性地相信了所谓的真相；并以此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振聋发聩的。结果，在信息的偏听偏信中，更多虚假信息得以传播，更多动摇价值观的观点得以扩散，舆情也随之变得更加焦躁、激动、极端。这无疑是危险的，但这并不是极端意见提供者所考虑的，他们从来只在意舆情的鼎沸，而不管舆情是否理性，以及向何处发展，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个又一个舆情热点。

无论个案中有着怎样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真相都需要还原，都需要有人去捍卫，这是公共讨论的基础和起点。同时，在公共事件讨论时，也应该放弃和节制煽风点火式的极端思维，毕竟公共事件讨论的目的是举一反三、达成共识，是为了让社会更美好而不是相反。孕妇坠楼事件的讨论，就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真相能否顺利还原，讨论能否回归理性，这是判断事件发展的两个基本视角。

（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