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天津条约》把九江划为口岸，也成为江西被打开门户的第一个城市。1861年开始在这里建租界，当时主要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一条“洋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码头也被很多国家分割，庐山的牯岭街也被英国人租用。江西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是1890年出现在九江的教会刊物，刊物的内容是用文言文和当时的官话写的，主要是面对一些教徒。这个刊物叫《教会辩护者》。

很快，又成立了九江海关，以前姑塘关是进长江的一个重要税卡，是打太平军的时候收厘金最重的地方，清军很大一部分军费来源于这个税卡。列强来了以后，提出要分割关税利益，设了海关，主要管理“洋货”关税的征收，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洋关”。这样，九江的城市建设、经济生活内容、教育等等，都在这样一个变局下随之变化。直到1960年代，九江还有以外国传教士名字命名的小巷，就是一个遗存的见证。

而1860年代九江开放以后，沿长江一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地图都是先介绍九江，再介绍南昌，因为九江是长江沿线的一个大口岸，南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从全国的角度说，当时九江比南昌更重要。我查阅过十几种地图，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南昌只是一个政治中心，九江和萍乡的经济要比南昌活跃，南昌只能在政治上起控制作用，在经济上却不能执牛耳。

我儿时在南昌听过民谣：“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九江佬。三个南昌佬，当不得个九江佬”。当时还听说九江人“刁”，是说见过大市面会经商还含有欺负“乡下人”的意思。后来长大了我去过外省，又听说是“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湖北佬”。再后来有了研究和思考比较，大致懂得这些民谣表达往往雷同，变换的只是一些地名和人名，背后有一个稳定的视角和评判模式，就是强调小地方与大码头、“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的见识区别和不同遭际，相对而言都是成立的。

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学时，还看到一批日文资料，有一批曾在长江中过往的日本人，他们在游记中记江西境内主要是两处，一是九江，二是庐山，而鲜有到过南昌的经历。以此衡量南昌，可谓近代江西的短板所在。换言之，江西在近代的落后加剧，是它的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人群的发展滞后所导致，九江、萍乡两地的开放和经济活跃，与省会南昌的保守封闭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一种充满各种矛盾的二元结构，影响深远。由此观之，近代九江在江西的地位就不能不凸显出来。

因此新近出版的《九江记忆》一书，关注“近代（九江）城市变迁的过去与今生”，就找到了这个城市在江西率先与世界对话的时代特征和最大亮点，一个考察九江城内林林总总的新旧建筑与人群生活的历史基准线和社会大背景，就此勾勒和铺垫起来。

承蒙《九江记忆》两位作者的抬爱，我在一年前成为先睹书稿者之一，并且提了一些修订意见。

总体说来，全书的框架在当时就基本建立，共分三大板块：首先是九江市的历史形成，这一部分应该主要得益于汪建策先生，因为“说历史”是他这个九江市博物馆长的强项；其次是九江传统街、巷、重要历史建筑与民居的现状及其或存或毁的过程；最后是对保护和利用九江尚存历史景观和古树名木的理性思考与操作建议。后两部分无疑是钟艳老师的手笔为主，因为她的本科与研究生专业皆与土地资源管理有关，又在九江学院城市规划专业任教，主要研究历史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中国注册城市规划师。

我在通读初稿曾后给出的意见之一是：“这是我目前所见第一部写江西境内一个城市建筑及其历史演变的著述，如果写好了，是一个创造，可在江西起到引领和模范作用。从现实需要来说，江西也亟待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版。”

作者是认真敬业的，在整理一批历史资料和地图、照片的基础上，参照一些前期成果和相关规划，且尝试与中国建筑史和地方建筑类型整理中的一些概念、术语及分类相联系，努力自成一说。

作者的心情是急切的，为现存的历史遗迹急，为九江的城市新建设急，为九江不可或缺的大规划理念急。我把这种显见的急切看作是一种情怀，是一个居住于此工作于此的九江市民的热心肠，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