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贱，应该是有着朴素的贫民情怀的。所以明朝的田赋并不高，一般在农民收入的10%以内。纵然在实行惩罚性税收的苏州，税率也不过是20%。之所以在苏州实行惩罚性税收，乃是因为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苏州市民曾帮助张士诚死守城池。于是，在打下苏州城后，朱元璋不仅没收了大户们的田地作为官田，更在这一地区实行惩罚性的税收制度。纵然如此，苏州的税率也没有高到将百姓们逼入绝境的程度。这当然与朱元璋目睹了农民起义的力量有关。

朱元璋告诫官员们：一定要知足。他于洪武25年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为《醒贪简要录》，在书中算细帐：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87石大米，一年共1044石。据吴慧先生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朝的一石米，论重量，应该相当于现在的153－155斤。彼时，一石稻谷只能磨出0.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才能磨出1044石米。这大约是873亩田的总产量。其时没有农业机械，一个人终年劳作，也就能耕种15亩田。在辅助力量方面，则每50亩田需要一头牛。也就是说，大约50个农夫使用17头牛劳作一年，自己不吃不喝，将收获全部交给朝廷，才够朝廷给一个一品大员发工资。按品级递减，当时的七品知县月俸7.5石大米，年入相当于5个农夫耕种70多亩田的全部收获。再以10%的平均税率计算，则朝廷为了给一个正一品的官员发工资，需要消耗从8730亩田中征取来的税收。而朝廷从700多亩田中征取来的税收，也才刚刚够给一个知县发工资。按照公务员们的收入应与社会平均收入相匹配，或者能稍稍高于后者，却不能完全脱离后者的现代理念，其实不能说明朝官员的收入低。

朱元璋算细账，越算越怕。维持一个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而只是为了养活一个官员，就需要消耗从这么多田地上征取来的税收！尽管国土面积广袤，也终究有限度。更不可能肆意提高税率，以涸泽而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但此一时朱元璋、彼一时朱元璋，换了对自己的子孙，他却是另一个态度。

洪武9年，朱元璋规定诸王、公主的岁禄：亲王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外加各种杂项；公主已受封者赐田庄一所，每年收租一千五百石；郡王岁支禄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石及其他杂项。也就是说，供养他一个儿子，仅以米五万石计，就是朝廷从418000亩田里征取来的全部税收。而各种杂项者，即“举凡宗室的婚礼、丧事、造宫、营圹以至于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等全部开支，都由政府按不同规格支给。”那完全是一个无底洞。这个时候，朱元璋就不想想农民有多么辛苦，甚至具体到挑谷去打谷场需要走多少路，才供养得起这些龙子龙孙了。

后来进行了裁减，在洪武28年，户部重新议定标准：亲王岁赐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依次递减。但只要是龙子龙孙，最低也有二百石的供给。儿孙越多，所得禄米越多，这是最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如庆成王朱钟镒竟有子女94人、孙163人。在洪武年间，宗室人数不过才58人，到万历32年，已经超过了8万人。顾诚先生推测，至明亡时，宗室人数已大约在20万左右。尚在嘉靖年间，在许多省份，扣除上缴中央的部分，省内留存粮的总数，就数量而言，还不足供给宗室禄米的一半。供需矛盾到此种程度，一般官员的俸禄怎么办？军饷怎么办？朝廷的日常运行怎么办？财政因此而陷于崩溃状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朱元璋的整顿吏治，朱元璋的公心，很多人谈。甚至有“剥皮实草”的传闻，即查实官员贪污受贿，不仅处死，而且要剥皮后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置放于衙门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确否不可知，但许多人觉得解气。然而，朱元璋如此厚待宗室，逞一己之私心，将一己之私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却少有人谈。恰因着种种私心的存在，朱元璋的那一点公心，其实意义很微弱。他的朱家子孙可以对社会、民众敲骨吸髓，而其他官员一定要知足，甚至在逻辑上非常可笑。逻辑上已经不通，怎么可能有实际效果？所以，明朝的吏治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