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县追捕”“跨省追捕”的每一次被媒体报道，总引起舆论的愤怒与恐惧。最近，居住于广东省广州市的谭秦东医生公开发文指叱鸿茅药酒为“来自天堂的毒药”，被内蒙古凉城县警方“跨省追捕”，信息曝光后，再次引起舆论的愤怒与恐惧。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假设谭秦东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其犯罪发生地在广州，居住地在广州，当然以由广州市警方执法为宜。但犯罪结果地在哪里？是否可以说鸿茅药酒的公司在哪里，犯罪结果地就在哪里，值得商榷。即由凉城县警方执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也不是完全说不通。

公众之所以愤怒与恐惧于跨地域执法，显然是怀疑其中藏着猫腻；怀疑在特殊情况中，警方不能秉公执法，成为其他人、其他势力的“家丁”。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本身设置有回避条款。设置回避条款，在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属于常设制度。在我国，种种回避立足于个人的回避，而忽视特定机构的整体回避，于现实情理上不合，于逻辑上更不通。个人可能徇私枉法，特定机构也可能整体性徇私枉法。

在具体案例中，不是说凉城县警方一定徇私枉法了，只是参照现行制度，其行为难以解释。谭秦东的行为，纵然涉嫌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行为性质，是否有在侦查阶段长期拘押的必要？为什么不能取保候审？而警方推荐的律师，竟曾直接服务于鸿茅药酒。

有鉴于此，可以考虑设置专门机构，应对跨区域案件的执法。即将一般警察的执法范围限定于本县或本市的中心城区，另行组建跨区域的警察部门。在一省之内，跨县、跨市案件只能由省级的跨区域警察机构执法。而跨省案件，必须由国家级的跨区域警察机构执法。跨区域警察与本地警察间只是分工不同，彼此间没有等级之分。跨区域警察与本地警察各自权责分明，应相互协作，不得相互干预。

人在关系网中生活。受此影响，本地警察执法于本地，难免有诸多顾忌。往坏的方面说，容易沆瀣一气；往好的方面说，是“做人留一线”，往往不会“太过份”。两者并存，则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强调好的方面，落实于条款。不能反过来，首先强调坏的方面，亦落实于条款。世界不完美，人性有弱点，于公共事务中，首先强调好的方面，不因同时存在的坏的方面而退缩，是理想，是现实，是最不坏的选择。反之，首先强调坏的方面，不惜放弃好的方面，结果会非常悲剧：只剩下坏的方面了。

跨区域警察机构独立运行，有利于摆脱人情世故、区域情分的影响，保证特定对象不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伤害。如一些非常大的企业，与区域内民众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可能区域内相当部分的劳动力都工作在这个企业，可能财政人员工资中的相当部分，可能地方福利支出中的相当部分都来自这家企业，乡土情浓，大家本能地就对这企业有亲近感，纵然没有钱权交易，也愿意竭尽所能地帮助这家企业。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感，不应鄙薄，而应正视。于制度层面，就是通过回避，明确权责界限，避免其被滥用。

权责分明是保证执法公正性的技术手段，并非一定有效，甚至不能说特别有效。对于沆瀣一气的人们来说，虽万千里的距离，虽萍水一逢，都不是相互勾结的障碍。为此，需不断强化典章制度的建设。制度建设之难，难在“体制内”与“体制外”是否平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无非就是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典章制度。涉及公共事务，重点在于权力部门以及个人应怎样做；如果不怎样做将遭到与行为后果一致的处罚。这个其实很容易的。天下间的正经事都不难做。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才是难上加难。以技术论，天下间最难做的事就是行为不正经，而偏偏要堂皇其名。(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