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企业逃费不再容易，少缴费也不再容易。但对于劳动者自己，却也必须面对实际收入大幅降低的可能性。

有热心人计算：地点设定为北京，人物设定为月入10000元的某职工，此前，以北京市的社保下限4624元为基数缴纳社保，公司每月需缴纳1484元，个人缴纳475元，如果不考虑个税因素，职工月到手收入为9525元。换了以10000元为基数缴纳社保，公司每月需缴纳3210元，个人缴纳1023元，职工月到手收入为8977元。

然而，征管更严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更高后，会否将部分成本转嫁给职工呢？在上述案例中，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从1484元增加到了3210元，增加了1726元，那么，通过降薪等手段，将其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半，即863元转嫁给职工本人，显然是大概率事件。于此情况中，职工月到手收入降到了8114元。从9525元降到8114元，这是非常大的降幅。

无论多少人抱怨月入万元不够花，现实生活中，月入万元已绝对算是较高的薪水。特别对于“体制外”人群，以我们湖北省荆州市的实际，大多数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里，员工收入不过在3000-5000元之间。这不是单位时间里、法定劳动时间里的收入，而是在长时间加班，叠加加班费后的总收入。在荆州市，“体制外”市场主体招工时，基本是将月休2天列为企业福利的。在这些企业里，以尽可能低的标准为部分员工办理社保的并不多，多数只是在工资外发放“社保补贴”，一般是每月150元左右。

在现行法的框架内，真正“依法征管”，这些弱势群体可怎么办啊。

不是真的生存艰难，谁愿意拼死拼活加班？对于弱势群体透支生命赚取的加班费也要“拔毛”，这是不人道。在法国，就明确规定加班费收入不纳入社保缴费基数，让劳动者全额获得这一点点辛苦钱。

针对发放“社保补贴”的情况，纵然以3500元的基数实缴，合计企业与劳动者的各自负担，五险总费率在44%以上，即至少为1540元。即便对“社保补贴”作简单扣除，亦为1390元。如果企业不额外提高人力资源成本，一个靠拼命加班才获得3650元月收入的“体制外”劳动者，同样拼命加班，而月收入可能降至2260元。现在就过不下去了，还有资格考虑以后吗？穷人的生存境况，总是最脆弱、最悲惨。

更残酷的现实是：在中国，“体制外”人群远比“体制内”人群数量庞大。本文语境中的“弱势群体”并不是社会的少数，反而是大多数。

何况，就算现在交得多了，退休后真的能受益吗？答案是不一定。中国劳动者的退休保障与社会平均工资、银行基准利率挂钩，前者体现为基础养老金，由企业缴纳；后者体现为个人账户养老金，由职工个人缴纳。基础养老金中，社会平均工资占一半权重，企业缴纳占一半权重，再考虑工龄因素，即简单些说，对于一个退休时有35年工龄的劳动者，企业每月多缴纳100块钱，最后大约只有100÷2×0.35=17.5元真实演化为劳动者的退休待遇。而个人账户部分按一年期银行基准利率计息，如果劳动者能少缴纳，即便存入支付宝，也利率更高。

以制度本身论，在中国，量劳动者与企业的缴费总和以及衍生利息，其实远多于对劳动者的退休返还。实际上，在中国，如果少缴的钱能实际作为工资发放给职工，职工本人以自由劳动者身份、按最低基数缴费是最划算的。

并不能说“体制外”人群的工资过低与资本的压榨没有关系，但于政策角度解决问题，首先在于降低制度成本，增加其赢利空间，让提高工资成为可能。降低制度成本，对权力之内即杜绝糜费，对外则真正意义上的减税。其次，在于强制性的二次分配，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如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标准，使得劳动者有议价的底气。

于具体问题上，则要强化社会保障费的征管，必须以降税率为前提。如养老保障费，建议先与现行自由劳动者缴纳办法接轨，将税率由28%降到20%，企业承担12%，劳动者个人承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