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是一份答卷,父亲的作答可称圆满。
我的祖父是一名小学老师,祖母操持家务。祖父、祖母生育三儿一女,父亲贺中式生于1938年11月25日,是家中的长子。由于供养不起,一个叔叔过继给了湖南的一个亲戚。祖父、祖母和三个孩子,寄宿在靠着四合院临时搭建的平房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人是令人向往的职业,同居一个四合院的两个亲戚家的孩子,身强体壮,先后被工厂录用,着实让人羡慕了很久。父亲,个子不高,也不健壮,不被厂方看中。
家境的衰落,家风的传承和不强健的身体,是我父亲“吃苦耐劳,勤奋钻研,乐善好施,平等尊重,隐忍谦让”品性形成的重要因素。
工人做不了,父亲只有读书,只爱读书。
有一天,父亲非常郑重地对祖母说:“这些天家里可能会寄来一封信”。果不其然,过了一周,正在炒菜的祖母,等来了邮递员。不识字的祖母问:“这是哪儿来的信,上面写了什么?”,邻居们告诉祖母:“不得了哦,你仔考取了江西医学院,你屋里放了卫星,出了大学生啦”。祖母听后,没有兴高采烈,只是讷讷地说:“啊,读大学,我是准备让中中(父亲的小名)上班赚钱的”。
一家五口人,靠祖父一个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自然困难。为了贴补家用,祖母找到了一个“来钱”的路子——卖血,定期到医院卖血换钱(当时还没有实行无偿义务献血)。
1964年7月,父亲毕业分配至瑞昌县人民医院工作。父亲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昌医院终止了祖母的“供血合同”。祖母一直纳闷:“医院好久没有通知我了,我的血出了问题,没人要啰”。
离开父母,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日子是苦的,而对于苦中长大的父亲,算不了什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为农民群众服务的经历,对父亲来说,是清甜的回忆,因为一切的人和事都那么新鲜,因为替人治病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之后的几十年,父亲偶尔说起上山下乡的点滴。“山里好玩唉,站在这座山可与对面山上的人喊话,可走起路来要个把小时”;“那些年,我练出一个本领,就是在一个狭长的长凳上,也能安然入睡”;“有时下乡出诊,回不来,就在青石板上对付一晚”;“我的专长是内科,有时来不及,也做一点外科手术”;“山里人纯朴,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若是治好了病,他们会把医生视作恩人,记住一辈子”。
父亲不与人交恶,又能做一些事情,父亲得以保留瑞昌县人民医院的编制,没有下放到乡一级的卫生院。
父亲用十五年时间,确立了自己在瑞昌内科诊疗领域的权威地位。1995年晋升内科主任医师。当时,江西省县区级医院不设主任医师岗,父亲的主任医师职位由时任分管文教卫生的黄懋衡副省长特批,父亲是全省第一个取得主任医师职称的县区级医院的医师。
获得职称,要通过英语考试,而父亲在大学学习的是俄语,于是父亲从零开始,看到猪读pig,看到自行车读bike;获得职称,要有论文发表,父亲的第一篇论文用了大半年时间整理资料、修改完善,最终在《江西医药》发表。万事开头难,第一次的反复,让父亲摸清了写论文的诀窍,之后,发表论文再非难事。县区级临床医院的科研能力十分有限,父亲既注重收集原始资料,又关注学科前沿动态,总能写出有新意的文章。直到2018年2月上旬,父亲还指导我妹妹撰写医学论文,选择科研课题。
那时,没有“红包”,没有房贷压力,院长一般出自有一定知名度的医师。那时的人,财富上没有太大差别,更看重荣誉和群众认可。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懂打牌,喜欢看书。医院宿舍与病区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在我的印象中,一年365天,超过200个夜晚,被叫起会诊,父亲从来不拒绝或推辞。父亲吃完晚饭,上半夜一般呆在科室。父亲觉得尽可能与患者面对面,利于准确判断患者的身体状况,利于及时发现患者病情的变化。
一位患者家属请父亲到家里给他妈妈看病,之后,父亲又上门回访两次。痊愈后,这家人赞扬父亲“一请三至”。一位患者家属,充满感激地说:“贺院长的精心照顾,至少让我父亲多活了十年”。
父亲从医五十年,没出过一例医疗差错或事故。
父亲从1982年4月开始担任业务副院长,对父亲来讲,担不担任职务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父亲从来没有管理人的欲望,因为“平等尊重”的观念在父亲心中根深蒂固。父亲看病,对群众、对领导一视同仁,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说话的神态,一模一样。父亲不到领导家串门,上我们家次数最多的朋友,是一个木匠。父亲只管看病,不刻意记人,父亲说:“走在路上,好多人叫我,和我打招呼,我只是微笑点头。找我看病的人太多,我记不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干部年轻化”的浪潮,瑞昌市领导希望父亲当院长,父亲表示:“专心专意搞业务,一心一意除疾病”。如此“反常”的做法,反倒赢得领导特别的尊重。时任瑞昌市委书记说:“几多人削尖脑袋想当官,想不到还有给官不做的人”。父亲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父亲对钱的关注比较少,由于在苦中长大,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我哥哥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需要2万块钱,家里只有6000元的积蓄,大部分房款都从姑姑那里筹借。由于没有钱,哥哥在家中请科室同事吃了一餐便饭,算作举行婚礼。
父亲在瑞昌生活至2013年12月底,瑞昌家里的盖被,棉絮大被套小,家里一直没有热水器,父亲一直沿用传统的用桶打水蹲着洗澡的习惯,在生命的最后五年,才体会到淋浴的方便和舒适。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去世,三个儿女成家,家里办红白喜事,父亲没有打扰一个同事和朋友。
父亲的修养极高,一辈子未与人发生口角,一辈子未听他说人坏话,一辈子隐忍谦让。看到一张离退休职工的合影,父亲两边的人手臂外摆,显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夹在中间的父亲,只能把手伸直放在双腿上,露出身体很少的部分。有时回家吃饭,父亲会把椅子极力靠边,给我留出更大的空间。
父亲一生不争不抢,他所拥有的,是别人想抢也抢不走的东西。在相当长的时间,每有危重病例,只要父亲去看了,患者家属就对医院没有意见。患者病情危重,让父亲去会诊,当父亲说“很难治”,家属就会把患者转运回家,因为“贺院长说治不好了”。一位治过病的农民大伯,远远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叫“贺院长”。父亲如神一般的存在,“贺院长”已成为一种符号,深深烙刻在瑞昌人民的心田。
交出一份圆满的人生答卷后,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在人世间积下的善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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