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毛

凡是进过孔夫子门的人，都有自己的发蒙老师。

我也有自己的发蒙老师。我的发蒙老师是李嫦娥老师。

我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80年代初，我已满8岁（虚岁），便吵着嚷着要去上学。

那时候，农家娃入学囿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还是比较随性自由的。有上至中途而停下的，有中途辍学继而又上的。刚过完年，头年春上，我发现周围的玩伴少了，顿然之间觉得自个儿好像长大了，也该和其他人一样背着书包了，于是死乞白赖死缠烂打要去读书。家人见拗我不过，同意了，父亲总是有一句没一句：“要多交一个学期的费用喽。”我不懂，也不管这些。只想到学堂里有更多的同伴，对我充满了强烈的诱惑和吸引。殊不知，真正的发蒙应该从下半年开始的。我缺了一个打基础的学期，a、o、e没学，简单认数没学，成绩可想而知。记得有一次，数学只考了个位数。没办法，下半年只好重读。

新学期伊始，接手带班一年级的是李嫦娥老师，她教语文，并当班主任。那时，李老师已是两男两女四个子女的母亲。身材高挑，清瘦苗条。她家是下放知青，丈夫在县兽医站工作。一家6口，寄居在村里老祠堂。后来大队小学搬迁新建，李老师人缘好，也向村里要了一块地基，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校舍后面，与学校仅一墙之隔。我不懂“知青”是什么意思，李老师自内而外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质，除了和本村人有不同的一腔口音，还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到底特殊在哪里，年幼的我说不出来，只见她每天都穿着干净整洁，梳着齐耳短发，望之亲切、和顺、熨帖。

在教学中，李老师很善于挖掘、褒奖学生的优点。我比新生毕竟多读了一个学期，基础自然比人家要好。没过多久，李老师便叫我当了班长。李老师教生字的时候，总是注好音、组好词、造好句，并把它们书写在黑板上。有一次李老师在讲“孩子”一词，她便在黑板上写出了一个句子：“朱小毛是个认真听话的好孩子。”把我的名字都写进去了，并叫我上台带读。那时我真是又激动又羞涩。我的心颤抖、狂奔如小鹿一般快要撞出来了。感到害羞的是,拿着竹鞭一字一字带领全班同学，要读到自己的名字，兴奋之余于是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个懂事听话的乖孩子，不负李老师的一片好意。

一年很快过去。暑假，我在路上碰到了李老师。

“小毛，我正要找你呐！走，到我家来一趟。”李老师一席话，让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我不敢问，老老实实跟在她身后。

到了李老师家，她从里屋拿出一本比课本稍大稍薄的书：“这是一本暑假作业，乡中心学校发下来的，全年级只有一本。你拿回去练习，做完了给我检查。”

路上我按捺不住高兴，一蹦三尺高，像是田野上撒欢的牛犊。全年级只有一本，只给了我一人。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可惜，我在本村小只读了一年级，就离开了李老师，转到县城小学读书去了。

其间，听说村里及附近厂矿的子弟，不管多么顽劣、调皮、捣蛋的学生，一经李老师的调教，便如脱缰的野马止于悬崖，被驯服得温顺。校长年年让李老师教低年级。她也不厌其烦，教得得心应手，应付自如。

十多年过去了，我师范毕业，也回到本村小教书，和昔日的李老师成了同事。

“喏，我教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好啊！”李老师微笑着说。

“哎，岁月催人老啊！”李老师批改作业累了，抬起酸硬的脖子，擦拭镜片。

“李老师，您没老。”我宽慰道。

说实话，李老师确实比先前老多了。双鬓的青丝夹杂着白雪的痕迹。腰也佝偻背也弓了，坐在藤椅伏案备课改作业，哪怕戴着近视镜，脸也几乎与页面“零距离”接触了。

和李老师同事了四五年光景，一晃眼，李老师退休了。

退休的李老师也不得闲，要照顾摔伤中风的老伴。每天要扶着老伴围着村子转圈圈，不知要走多长。李老师年轻时，总和丈夫一前一后共同抬着尿桶，到菜地里浇地。夫妻俩恩恩爱爱，在村里也成了一段佳话。怎让人不感慨唏嘘？

如今，李老师老伴早已去世，我也调到了中心小学。虽在同村，一村东，一村西，却很少看到李老师的身影。

算起来李老师已是耄耋之年了，祝李老师晚年安康！